論科學的權威化與歷史研究中身份意識的轉換論文
歷史，簡單來說，指向人類記憶，是關于過去人類生活的種種記憶。用歷史來支撐現存一切的合理性，常常是人們樂于將目光投向歷史記憶的原因。但是，這些以往的歷史記憶還不能成其為現在所說的歷史學科。歷史作為一門學科，包括歷史編纂在內的歷史研究成為一項職業，始自19世紀，而在歷史研究職業化、制度化的整個過程中科學的權威化加諸其上的影響不容小覷�？梢哉f，科學的體制化、權威化催生了歷史學科。
所謂科學的權威化，指科學通過建制行為在社會領域中逐漸樹立起科學的權威地位的一個過程，科學謀求知識權威，這種權威化傾向實際上就體現在科學體制化的漫長過程中1’。科學的權威化對于歷史研究的影響主要體現于研究者現代身份意識的確立，近代科學的興起促使研究主體的身份意識發生轉換，同時使研究主體對歷史研究對象的認識獲致了革命性更新。
16-17世紀近代科學的興起導致人們的關注重心逐漸由中世紀神學世界轉向世俗社會，科學上的進展令人們普遍地在各方面認同于自己的時代，以至于在17世紀后期的“古今之爭’心中，現代人的現代身份得以確認，智力活動中的現代意識增強，研究主體更多地認同于自我的現代性身份，自覺消解傳統權威的影響力。他們所致力于消解的不僅是傳統教會在世俗事務上的既有權威，而且還理所當然地將文藝復興時期所推崇的古人在智力生活中的權威囊括在內一并消解了，準其如此，一種強烈的現代認同感才能在這個時代生發出來。
關于這一點，需要說明的是，16-17世紀之前的文藝復興時期雖然很早就創造了新的時間意識戶’但是他們對于歷史和他們所生活的時代的態度仍是比較矛盾的。他們意識到古代、中世紀和現代三個時代的歷史呈現出“光明與黑暗”的相繼交替，正如卡林內斯庫的研究所指出的，在像彼特拉克這樣的文藝復興巨匠們看來，自己的時代是一個革命性的時代，接繼著“黑暗”的中世紀，自己作為“黑暗時代”的“兒子”，但是卻向往并堅信著未來的.“光明”，而屬于未來的“光明時代”將同已經遠去的“古典時代”一樣偉大燦爛，這里顯現出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們正在經受著的自我精神的裂變及其歷史觀的矛盾，被心中設想的未來世界的光明所蠱惑，意識到自己正處于新的“歷史周期”的開端，表現出強烈的使命感與行動上的“樂觀精神”及“活力崇拜”，但是由于“黑暗時代”作為傳統對于自己的影響力之大，他們必須采取與傳統切割的革命性方式胡齲前行，他們唯一的選擇是以膺服并復興遠去的古典權威來對抗自身難以抗拒的“黑暗”傳統，有意識地引領自己朝向光明的未來，也就是說，即使他們將自己仍然認同為“中世紀的人”，但卻堅信通過自覺的“革命”行動將在“未來”復興偉大的古典時代的“光輝”生’。
可以肯定，文藝復興的學者們雖有意反抗中世紀教會的智力權威，但這種反抗卻僅是以一種更古老的權威替換了教會權威，并未自覺脫離一切傳統和既有權威，所以，反抗行動是不徹底的，在古今關系上態度也是矛盾的，并未創立獨特的智力生活模式，他們建構自己時代的理想只是架構在對古典時代的復歸之上。
相較而言，16一17世紀特別是17世紀后期的學者們在智力活動層面上對于傳統權威所持的批判態度更為徹底，開創全新智力生活模式的意識更為明確，對所屬時代更有信心，在他們看來，自己所屬的現代不僅比中世紀有優勢，更勝于為先驅們所推崇的古典時代，他們以現代人自居，自恃高于所有古代人，以現代人的優越感譴責批判古人智力的貧膺和盲目崇拜古人的思想傾向，可見，這些現代人在顛覆傳統權威與確認自我方面比文藝復興先驅們走得更遠，卡林內斯庫指出蒙田的《隨筆》、培根的《知識的進步》和《新工具》、笛卡爾的《談談方法》作為“現代性自我確認史上一些重要的里程碑”，都將“思想的普遍膺弱”和“科學中適當方法的普遍缺乏”歸咎于“古代(或者是對古代的盲目尊崇)”巨’。所謂“科學中的適當方法”實際上是指近代科學興起以來在取得空前突破的科學進展中起到關鍵作用的觀察、歸納等實驗方法與分析邏輯，這些全新的科學方法與思維路向給予現代人信心，這種信心使其在世俗世界的研究方面得以擺脫古人權威，轉而依憑一套嶄新的科學方法和全然不同的思維路向來認識世界，研究主體普遍采取這樣一種現代立場，認同自身的現代性身份，一種時代歸屬感主導了研究活動，隨著傳統價值信念的逐漸消解，現代意識凸顯出來。
這種現代認同感導致以征引古代文獻為研究依據的做法反而不再為人們所贊賞，研究者的普遍觀念是嘗試以觀察和實驗作為新的手段運用于包括人類事務在內的世俗事務中促使研究者發展出遠較古代更為豐富的知識，主體意識與現代立場主導了整個研究活動，現代的力量由此傳達，現代被確認為更進步的時代，人們應該而且可以對現代抱以期望，而對古代的無限欽慕大可不必，由于關注世俗世界，這一時期的歷史研究開始逐漸不再把較多的精力放在論證神學思想在世俗世界中的實現過程及其價值，而更多地強調從人類世俗世界本身發展歷程著眼，重新理解時間。神學意義上的時間通常是靜止的，僅僅證明了塵世生活的無常與人類生命的短暫，在這種時間觀念燭照之下的歷史，亦被置于形上的神學框架中供人們作單一不變的檢視，文藝復興之后，特別是近代科學興起以來，時間被賦予世俗意義，即指涉塵世間的實際時間，將時間與一種發展進步的感覺關聯起來，塵世生活是充滿活力的、創造性的、變動不拘的，人類發展歷程并不是僅按照神的意志來衍延，以人為關注重心的歷史自有其價值，這種專屬于人類的歷史展開所依據的正是世俗意義上的時間，可見，新的時間意識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埋首于古代文獻的人文主義者們通過比較意識到自己正處于一個新的時代，或者說他們自覺地以理想的古典時代為參照創造著這個新的時代，他們所謂的新時代是與中世紀相區分而言的，目的是復興古代輝煌的人文生活，而16-17世紀近代科學興起以來的學者們對于現世的時間意識顯得更加敏銳，對他們而言，時間是不可重復的，依托時間運行的歷史也是不可復刻的，由現代所開創的未來不可能作為古典時代的回歸而實現，所以，創造一個全新的時代，自然意味著反對以往一切權威，包括文藝復興人文學者們所崇拜的古典權威，由于近代以來科學活動取得的進展有目共睹，知識的迅速增廣越來越有賴于跳脫出傳統認知框架的一成套科學原則，與對古典權威的欽羨相比，逐漸聚合而成的現代立場更為人所擁護贊賞。
可見，現代立場的強調也改變著人們對待歷史的態度，歷史成為一個朝向未來開放式的不斷累積的進步過程，而不是圍繞自身命定的封閉軌道循環往復的交替運行過程，受由現代立場締造的進步觀念的影響，歷史研究中構建的敘事序列逐漸清晰地呈現出進步的傾向。近代之前的歷史研究多半要么是通過描述神的意旨在世俗世界中的實現過程來證明命運的強大力量，死后生活的永恒，要么是通過挖掘古典時代豐富的人文生活內蘊來擺脫神學思想模式對人類歷史的單一控制，呈示出現代對古典生活的復歸，近代以來的歷史研究強調具有現代意識的研究主體運用在新時代中發現的原則、方法清理被古代權威、教會權威長期占據的歷史場域，將古代權威、教會權威驅逐出去，使得歷史能夠作為對現在人類生存境遇的回答。換句話說，新的歷史研究面向的不是神學意義上的彼岸世界，也不是古典人文生活理想，而是朝向現在此刻，昭示出現在如何由歷史塑造而來，因此，新的歷史研究很明確地將關注重心設定為揭示人類生活的世俗世界的本真，并且在這種歷史思考中將自己始終置于與現代各種力量的張力之中，研究歷史又時刻關注現在。正是普遍被認同的現代進步觀念維系著歷史與現代之間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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