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大學生社會支持與生命意義的關系論文
摘要目的：調查大學生生命意義感狀況并探討社會支持、樂觀與生命意義感之間的關系。方法：采用社會支持、樂觀和生命意義感量表對458名大學生進行調查。結果：
（1）有61.8%的大學生沒有明確的生活目標，9.0%的大學生缺乏生命意義感；
（2）樂觀在朋友支持與生命意義感、他人支持與生命意義感間起完全中介作用，家庭支持對生命意義感具有直接預測作用；
（3）樂觀在他人支持與生命意義感間起調節作用。結論：大學生生命意義感狀況不容樂觀，生命教育不僅要重視社會支持等環境因素，更應該從個體積極心理品質入手。
關鍵詞 ：大學生 生命意義感 樂觀 中介作用 調節作用
分類號 B849
1 問題提出
生命意義是指人們領會、理解自己生命的含義，并意識到自己活著的目標、任務或使命。生命意義感的確立關系到大學生身心發展的諸多方面，不僅可以正向預測生活滿意度、幸福感、希望感、積極情緒、心理健康等積極心理狀態，還可以負向預測抑郁、自我認同危機和自殺意念等消極心理狀態。
伴隨生命意義研究的深入，生命意義來源的研究得到了青睞。雖然研究結果尚未統一，但對不同年齡、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來說，關系始終是最重要的生命意義來源之一。良好的社會支持為生命意義的發展提供了基礎，是影響生命意義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具有良好社會支持的個體會有較高的主觀幸福感、適應狀況、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較低的消極情感。但社會支持是如何影響生命意義的實證研究卻極少，特別是其中的內在機制尚未揭示出來。
人格能夠較好地預測生命意義，且在社會支持及生命意義之間發揮著驅動力的作用。樂觀作為人格中重要的積極心理品質，被定義為個體在總體上對未來積極結果的期待，能幫助個體從危機中發現益處，保持和恢復個體對生命目的`和價值的看法。一方面，當社會支持系統缺失時，個體傾向于消極地評價事情發展趨勢與結果，形成負面認知圖式，從而降低幸福感及生活滿意度，甚至失去生命意義感，樂觀在社會支持與生命意義感之間可能發揮著中介作用。另一方面，高樂觀者能夠高度感知環境中的社會支持，對自身及將來形成正向積極的感知，產生高生命意義體驗，樂觀也可能調節著社會支持與生命意義問關系的強度大小。
本研究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擬考察社會支持、樂觀和生命意義感三者的關系，試圖探索其中的中介和調節效應。
2 研究方法
2.1被試
選取四川省3所高校大學一年級至三年級480名大學生參加測試，獲得有效問卷458名，有效回收率95.42%。年齡范圍18-23歲；男生258人，女生200人；農村275人，城鎮183人；地震非災區345人，地震災區113人；理工科268人，文科145人，藝體45人；大一210人，大二159人，大三89人。
2.2研究工具
2.2.1社會支持量表
采用姜乾金編制的《領悟社會支持量表》，將“領導、親戚、同事”改為“老師、親戚、同學”。量表共12個條目，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他人支持三個分量表組成，每個分量表含4個條目，各項目采用7點計分法。社會支持總分由各量表的得分累計而成，分數越高，得到的總社會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92，量表效度較好：各項目在其所屬維度的載荷介于0.51-0.81之間，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整體擬合指標x2/df=3.42，NFI=0.93，TLI=0.92，CFI=0.95，IF1=0.95，RMSEA=0.07，符合模型擬合標準。
2.2.2樂觀量表
采用美國Scheier和Carver（1994）編制《生活取向測驗修訂》。量表共6個條目，包括3個正向描述和3個負向描述，采用5點計分法。把負向描述的題目反向計分，然后所有題目相加求出總分。得分越高，表示越樂觀。本研究中，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82，量表效度較好：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整體擬合指標x2/df=1.04（<5），NFI=0.94，TLI=0.99，CFI=0.99，IFI=0.99，RMSEA=0.01（<0.08），符合模型擬合標準。
2.2.3生命意義量表
采用王孟成、戴曉陽等人（2008）修訂的《中文人生意義問卷》。量表共10個條目，由生命意義體驗與生命意義追尋兩個分量表組成，每個量表含5個條目，各項目采用7點計分法。得分越高，表示生命意義感越強。本研究中，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24，量表效度較好：各項目在其所屬維度的載荷介于0.66-0.83之間，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整體擬合指標x2/df=3.40，NFI=0.93，TLI=0.93，CFI=0.95，IFI=0.95，RMSEA=0.07，符合模型擬合標準。
2.3施測和數據處理
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團體施測，匿名作答，所有問卷當場回收。將所有數據錄入后，運用spss16.0和Amos18.0進行統計分析。
3 研究結果
3.1大學生生命意義感總體水平
大學生生命意義感均分為47.55，標準差為7.19。按照“得分在38分以下的個體表示具有低水平的生命意義，得分介于38分與51分之間的個體表示沒有明確的生活目標，得分在51分以上的個體表示其生活具有明確的意義”標準，本次調查顯示，有29.3%的大學生具有明確的生活意義，有61.8%的大學生沒有明確的生活目標，9.0%的大學生缺乏生命意義感。
3.2社會支持、樂觀與生命意義的相關分析
對研究中的各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和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結果見表1所示。由表1可知，本研究中社會支持及各維度、樂觀、生命意義兩兩之間的相關均達到顯著水平（p<0.001）。說明各變量之間具有相互促進的正向關系，可以進行下一步的中介效應及調節效應分析。 3.3樂觀在社會支持和生命意義之間中介作用分析
如果自變量X通過影響變量M來影響Y，則稱M為中介變量。本研究以社會支持中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三個維度為自變量，以樂觀為中介變量，以生命意義為因變量，建立完全中介的假設模型1。考察該模型的擬合程度，輸出結果顯示，家庭支持樂觀這一路徑關系的CR值小于1.96（p>0.05），故刪除該路徑關系，并對模型進行修正，得到修正模型2（見圖1）。模型1和模型2的驗證結果見表2所示。
一般情況下，RMSEA小于0.08，RFI等指標在0.90以上，所擬合的模型是個好模型。由表2可知，模型1的x2/df大于2，未達到結構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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