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的生命沖動

敘事的生命沖動

敘事學主要源于西方并在西方文論中有著悠久的歷史。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到文學的六因素中，情節就居首位，情節就是敘事之事。然而作為一門正式的學科，它還很年輕。1969年托多洛夫第一次提出“敘事學”（Narrotology）的概念， 從此這門學科有了一個正式的名稱。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敘事學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在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也達到高潮。它成為文藝理論這個大家庭最年輕，同時也是最朝氣蓬勃的成員。敘事學興起的源頭是二十世紀西方兩大哲學思潮之一的科學主義。“所謂科學主義，是以自然科學的眼光、原則和方法來研究世界的哲學理論，它把人類一切精神文化現象的認識論根源都歸結為數理科學，強調研究的客觀性、精確性和科學性。”[1](P2) 在諸種學派中，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對敘事學的影響最為深刻。早期的敘事學家都極力去尋找眾多敘事作品的共同結構。法國著名文論家和批評家羅蘭•巴爾特曾就斷言：“該敘事作品與其他敘事作品共同具有一個可資分析的結構，…… 到哪里去尋找敘事作品的結構呢？無疑是在敘事作品里。”[2](P475) 然而后期的敘事學家們開始質疑這種文本的內在結構。他們認為文本作為一個能指場，其所指意義并不完全附著于它，重復閱讀同一文本，可以看到文本的不同側面。羅蘭•巴爾特的轉變便是明證，在其名著《S/Z》中，他對早期敘事學的這種單一的結構模式進行了無情的諷刺和批評，并指出其理論的局限性：“在單一的結構中，見出世間的全部故事（曾有的量，一如恒河沙數）：他們盤算著，我們應從每個故事中，抽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經由眾模型，導引出一個包納萬有的大敘事結構，（為了檢核），再反轉來，把大結構施用于隨便哪個敘事。”[3](P55) 于是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新的敘事學理論開始形成，即西方的后經典或后現代敘事學理論，集中體現了一種轉變，正如美國敘事理論家戴衛•赫爾曼所說：“最根本的轉換是從文本中心模式或形式模式移到形式與功能并重的模式，即既重視故事的文本，也重視故事的語境。”[4](P8) 英國的敘事理論家、曾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馬克•柯里在《后現代敘事理論》一書中則更明確指出：“后結構主義……逐漸認識到無論閱讀是怎樣地客觀與科學，閱讀的對象總是由閱讀行為所構建的，而不是在閱讀中所發現的敘事作品的內在結構特征。”[5](P4) 由此可見，西方的敘事學研究已經開始由文本內向文本外、由形式到形式與內容并重，由作者向讀者的轉向，這使得敘事學的研究日益呈現跨學科的特點。值得一提的是，赫爾曼近編的各種敘事學著作，其名稱已由原來的單數Narratology變為復數的Narratologies，這無疑旨在強調敘事學研究中的'方法多樣性和跨學科性。另外的例證是美國著名的批評家和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所創建的“歷史敘事學”在西方史學界和文藝批評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理論“在史學研究與文學批評之間看到了親和性和相同點，從而把二者結合起來，跨越了二者之間被認為是不可逾越的學科界線，構成了一種空前的跨學科研究。”[6](P1)
從國內的情況來看，敘事學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掀起了高潮，但總體來說敘事學的系統性專著并不多，且敘事學的理論一般都局限在西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傳統敘事學理論，敘事學理論的分析研究往往囿于小說文本，對于非小說類的其他文本的敘事分析涉及很少，對于當代敘事學研究的轉向性和跨學科性關注不夠。有別于以上情況的是，楊義先生的《中國敘事學》開創了借鑒西方、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敘事理論的先河，作者認為中國敘事學“不一定如同某些西方理論家那樣從語言學的路徑開拓思路，…… 在以西方成果為參照的同時，返回中國敘事文學的本體，從作為中國文化之優勢的歷史文化中開拓思路，以期發現那些具有中國特色的，也許相當一些側面為西方理論家感到陌生的理論領域。”[7](P9) 在國內敘事學研究有著相當影響的北京大學申丹教授，在其主編的“新敘事學”譯叢中指出：“近年來敘事學理論研究的復興，有以下三個特點：其一，目前敘事家們在分析文本時，一般注重讀者和社會歷史語境的作用。…… 其三，注重敘事學的跨學科研究，越來越多的敘事理論家有意識地從其他派別吸收有益的理論概念、批評視角和分析模式，以求擴展研究范圍，克服自身的局限性。”[8](P2) 曾經師從荷蘭著名敘事理論家米克•巴爾的譚君強教授更是明確地提出了審美敘述學的稱號，即：“要從審美意義上來對眾多的文化產品進行敘述學的研究。從這個切入點出發，可以將審美文化敘述學簡單地稱之為審美敘述學（Aesthetical Narratology）, 以強調其審美的價值意義。”[9](P238)
以是上國外國內在敘事學研究上的最新動態，他們的多種說法對我觸動很大，在辯正理解他們觀點的前提下，我想自己下一步是去做一些具體的論證性研究工作，不光停留在提看法的階段。
    通過三年的學習，在導師的指導和啟發下，我對敘事學的系統知識進行了整理和梳清，及時地總結和歸納了一些研究的心得和體會，先后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公開發表科研論文六篇，其中有五篇是直接與敘事學的研究有密切關系的，分別探討了敘事學中的“情節、敘事聚焦 、敘述者、人物、時間變形”[10]，其中《變形與美化            論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的差別及其意義》發表于美國《華文精擷》(Chinese Culture)2003第十期上，是本學位論文的主體之一，以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為切入口，探求敘事中的美學意義，學位論文本是按照此一思路發展下去的，后因我考博，閱讀了存在主義美學、接受美學、詩學解釋學等方面的著作，對文學的主體間性、審美反映論、文學的人學觀、文學的價值論、實踐論等文藝學的理論觀點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覺得以前的思考尚不夠深刻。海德格爾認為：“一切存在論問題的中心提法都植根于正確看出了的和正確解說了的時間現象以及它如何植根于這種時間現象。”[11](P22) 因而，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的關系及其意義，不僅停留在變形與美化的層面，而且進一步展現為對生命的體驗、闡釋并最終確立存在意義的深化過程。基于這種認識，我將題目改為《為敘事尋找生命——論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的關系及其意義》，筆者力圖要向讀者闡釋的是：“敘事是人類生命存在意義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