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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語言學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
在語義層上的語言三大元功能中，概念功能用來表達人們對外部世界和內心世界的認識和反映，以下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系統功能語言學在翻譯研究應用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系統功能語言學倡導以意義而非形式作為語言研究的中心，認為語言是一個意義系統，形式是伴隨著這個系統，用來體現意義的。可以說系統功能語言學在本質上是意義的而非形式的。語言被認為是一種意義潛勢，該潛勢同時體現了三種意義，即概念、人際和語篇意義(ideational,interpersonalandtextual)。同時它還關注語言外層次，即語境的研究。語言層次思想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的一種重要特征。其中表達意義的語義層及體現該層次的詞匯語法層是研究的重點，而這也正是翻譯研究的中心問題。本文擬從語義層即三大元功能層次探討系統功能語言學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以期為翻譯研究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模式提供一些借鑒。
一、意義、功能與翻譯
(一)功能語言學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
RogerBell在《翻譯與翻譯過程：理論與實踐》(TranslationandTranslating:TheoryandPractice)一書中將語言學、心理學理論應用于翻譯研究，試圖構建一個系統的語言模式來研究翻譯過程[1]XIII.他的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有相當完整性的翻譯理論研究框架……以功能語言學為基礎說明了意義在翻譯中的中心地位，又用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來闡述人類信息處理(特別是翻譯)的過程。”[2]“此書可以說是近十年里國際譯學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3]
在翻譯研究中，意義一直被認為是一個重要概念。Bell確認了三個方面的意義，即認知意義(cognitivemeaning)、交際意義(interactionalmeaning)和文本意義(discoursalmeaning)，并將這三種意義與系統功能語言學中語言三大元功能(概念、人際和語篇功能)聯系起來。Bell區分了三個重要概念：命題(proposition)、句子(sentence)和話語(utterance)。在這三者中，命題是最抽象的，與具體語言、語境無關。句子也是抽象的，但較命題次之。句子與具體語言相關，但與語境無關。話語是具體的，與具體語言、語境都有關。認知意義涉及的是命題內容，由體現概念功能的及物性系統體現。交際意義涉及的是句子類型，指如何通過體現人際功能的語氣和情態系統將命題組織成與具體語言相聯系的句子類型。文本意義涉及的是話語的可接受性，指在具體語言中將認知意義和交際意義放到語境中，通過體現語篇功能的主位和信息系統創造出銜接連貫的可接受的話語[1]106-110.Bell借用了系統功能語言學三大元功能理論應用于翻譯中的意義研究，將這三大功能置于命題、句子、話語三個由抽象到具體不同的層次上。這與系統功能語言學中三大功能位于同一層次上的提法是不同的。
JulianeHouse將系統功能語言學應用于翻譯研究，其所構筑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至今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House的模式當中，她從三個層次來分析原文及譯文。這三個層次分別是：語言(language)、語域(register)和語類(genre)，語域包括語場(field)、語旨(tenor)和語式(mode)三個方面。然后自下而上依次審視原文和譯文在三個層次上是否一致，找出不一致的地方[4].但是在語言層面上，House并沒有采用Halliday的三大元功能及其詞匯語法模式，因此也就無從談起三大元功能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了。
在國內方面，黃國文等將三大元功能應用于翻譯質量評估，指出“評估譯文的好劣的主要標準看譯文在經驗功能方面是否對等。”[5]97同時他又認為“對詩歌這個體裁的翻譯，有時經驗意義不是一定要嚴格對等，因為有些詩歌的內在價值主要不在于對經驗的識解和傳遞經驗意義，而是考慮人際意義或語篇意義的表達。”[5]101他認為這種情況是少數的、個別的。司顯柱應用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同時結合Reiss的類型學理論建立了一個翻譯質量評估模式[6]57-60.但是我們知道Reiss將語篇分為信息類、表情類和感染類三種類型的做法是來自于Buhler的思想。在Buhler的理論中語言有三大功能：描述功能、表達功能和呼吁功能。Reiss的三種語篇類型分別與此相對應。Halliday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中概念功能對應于Buhler的描述功能，人際功能對應于表達和呼吁功能。也就是說Reiss的三種語篇類型對應于Halliday的概念和人際功能，因此在司顯柱的模式中其實只涉及到兩個功能。“對譯文質量的判斷只需要看譯文語篇的概念意義/功能和人際意義/功能是否和原文對等……[語篇功能]是輔助于前兩種意義的實現，并不表示‘內容’的意義，所以與前兩種意義并非處于同一個層面上。”[6]57他將語篇功能與概念和人際功能放于不相等的位置，語篇功能在其所構造的模式中是作為一個輔助工具，處于次要地位。
(二)從語言層次思想看對等
對等是翻譯研究中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到目前為止，翻譯理論很大程度上是圍繞對等這一概念發展的。”[7]將系統功能語言學應用于翻譯研究，Halliday提出對等應從三個維度考慮:層次(stratification)、元功能(metafunction)和級階(rank)[8]13-18.
后來他又增加了三個維度：示例(instantiation)、精密度(delicacy)和語軸(axis)[9]17-19.這樣總共有六個維度全面考查譯文與原文是否對等。在這里我們主要討論與本研究相關的兩個維度，即層次和元功能。元功能位于語言層次中的語義層，是翻譯對等研究的中心。“就目前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來說……[翻譯中對等的]研究焦點是語篇的語義單元，而不是其它的語法單元。”[10]
語言層次思想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特征。自上而下我們可以分出語言外層次(extra-linguisticlevels)及語言內層次(linguisticlevels)。語言外層次包括文化語境和情景語境，語言內層次包括語義層、詞匯語法層和音系或字系層。各層次之間是體現(realization)的關系，即下一層次是對上一層次的體現。
在語義層上的語言三大元功能中，概念功能用來表達人們對外部世界和內心世界的認識和反映，說的是語言與主客觀世界之間的關系。人際功能指人們在使用語言過程中表現出的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如何建立和保持人際關系。語篇功能指人們在使用語言過程中語言信息的組織方式，語言如何以恰當的方式構建語篇。三大元功能在語篇中是同時出現，三位一體的關系。每一個句子都同時體現語言的三大元功能。在詞匯語法層，概念功能主要由及物性系統實現;人際功能主要由語氣和情態系統及評價系統實現;語篇功能主要由主述位結構及信息結構實現。
從對等方面看，一般情況下，不同層次的對等所攜帶的價值不一樣。上一層次的對等價值(value)要比下一層次高。比如“語義層的對等價值比詞匯語法層高，語境層的對等可能是價值最高的。”[8]15也就是說上一層次的對等在重要性方面比下一層次高，為了保證上一層次的對等，可以犧牲下一層次的對等。而這種情況下，表面上看是不對等的，但從更高一個層次，從總體上來看，是為了保證整體翻譯的對等而出現的情形。
二、語言三大元功能視角下的語篇翻譯
(一)三大元功能缺一不可，地位平等
在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中，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都是位于語義層上，是屬于同一個層次的位置平等關系，不是上下級關系。“元功能是……組織意義的基礎。每一種語言文本都是概念、人際和語篇意義的復合體。”[9]18每個文本每個小句都同時體現這三方面的意義。“概念、人際和語篇三大元功能是理解語言現象的基礎……這三大元功能闡釋的是相互補充的三種意義：概念資源解釋我們對世界的經驗，人際資源展現我們的社會關系，語篇資源組織我們互動時的信息流動。”[11]
但是在翻譯研究中我們發現三大元功能要么被賦予新的意義，置于不平等的層面討論;要么只強調概念意義和人際意義，弱化了語篇意義。楊信彰早在1996年就提到一些現代翻譯理論“注意到語言的概念意義和人際意義，但多多少少忽視了語篇的整體性。”[12]
也就是忽視了語篇意義。Halliday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他指出“在翻譯研究中[語篇功能]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被很大忽略。”[9]18造成這種現象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的誤解造成的，因為語篇功能的作用是將概念意義和人際意義組織成適合于特定語境的語篇，就此認為語篇功能是處于次要地位，是輔助概念和人際功能的實現，但實際情況并不是如此。朱永生和嚴世清從哲學的角度論證了語篇功能所具有的，與概念和人際功能相對等的元理論屬性。語篇功能要說明的是語言內部資源如何以恰當的方式構建語篇，進而構建現實世界。用于體現語篇功能的銜接和連貫所很大程度上是說話者識解經驗并將其語言形式體現出來的結果，因此語篇功能說明的是語言與現實和人這三者之間的關系[13].由此可見概念功能是有關人對世界的反映，人際功能是有關人際關系，語篇功能是人如何構建現實。三個功能的地位應該是平等的，在翻譯研究中也應如此。
(二)具體語篇中三大元功能的顯著性存在差異
在明確了語言三大元功能在翻譯研究中應置于同一個層次來考慮并缺一不可后，我們來看一下三大元功能在每個具體語篇中的顯著性是否一樣。
我們知道某一特定語篇其功能不是單一的，可能同時有多種功能，但其中有一個功能是主要的。“雖然我們認為多功能性是語篇的一個重要特征，但我們承認，在某一特定語篇中，每一次起作用的只有一種占主要地位的修辭目的……其他修辭目的很可能也在場，但它們實際上是從屬于語篇的總體功能。”[14]
司顯柱也認為“不同的功能可能同時存在，也可能在文本的不同階段出現，但……總以某一功能為主導”[15]這種情形表現在語言層面就體現為語篇中三大元功能的顯著性不一樣。“三種[元]功能中的某一種會顯得比其他[元]功能重要……一般說來，帶有說明性質的語篇重視的是語言的概念功能，帶有勸說性質的語篇強調的則是語言的人際功能。”[16]
從語言層次方面看，元功能是由詞匯語法層體現的。由于語言間的差異，在翻譯過程中，譯文和原文在詞匯語法層必然出現不對等的情況，而詞匯語法層的不對等會引起元功能層次的語義偏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可以以顯著性最高的元功能對等為主要判斷依據，從而確定譯文和原文是否對等。在評估翻譯質量的時候，我們可以先判斷原文文本所要達到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語篇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再在語言層面上確定以哪種或哪幾種元功能為主。Halliday就曾經說過：“我們可以給翻譯的特定例子或類別賦予價值，比如我們可以說翻譯詩歌的時候，人際元功能的對等占優勢。”[9]24比如旅游文本，尤其是旅游景點的介紹，是向外國游客介紹景點情況，吸引他們來旅游。“旅游翻譯是以感召為主的實用性翻譯。”[17]208因此它強調的是文本的人際功能。對于旅游文本的翻譯“不必追求在語言形式上與原文對等……[而是要]用符合譯文規范和文化標準的語言形式表達原文意義，使譯文盡可能取得近似原文的讀者效應。”[17]207所以我們在評判旅游文本翻譯時，應該以文本的人際意義傳達為主，以概念意義和語篇意義為輔。例如：
原文：城區花香鳥語，綠樹成蔭，環境優美;瀨溪河、池水河如練環繞，岸堤垂柳依依;星羅棋布的各型休閑廣場、林立的現代高樓、眾多的橋梁、古寺、古塔、古教堂。
譯文：Therearemanytreesandflowers,anditisdottedwithrecreationalspacesandmodernbuildings;thebanksofthewindingLaixiandChishuiRiversarelinedwithweepingwillowsandcriss-crossedbymanybridgesthattakevisitorstoancienttemples,pagodas,andchurches.
在這里我們看到原文中有許多優美的四字成語，如“花香鳥語、綠樹成蔭、星羅棋布”等等，在譯文中都被做簡化處理，翻譯成“treesandflowers、isdottedwith”.譯文語序也作了調整，可以說如果從概念功能和語篇功能方面來說，譯文跟原文是不對等的。但是由于旅游文本的主要功能是向外國游客介紹推銷景點，譯文表達要符合譯入語的語言表達習慣，如此才能更好地建立起與游客的人際關系。
在有些文本中，可能會出現兩種元功能同等顯著的情況。這時候我們就應該將這兩種元功能的對等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比如法律文本的翻譯，法律語言必須準確的特點決定了概念功能的重要性，即不能隨意更改語言表達的事實。此外法律文本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嚴謹性，不允許任何歧義誤解的產生，這就強調了語篇功能，即信息組織的重要性。
但是由于語言之間在表達習慣上有差異，翻譯時在保證語言表達正確的前提下，盡量保持語篇信息組織上的一致。由于法律具有強制性，不允許有協商的存在，所以在法律文本中，人際意義的顯著性就相對較弱。在翻譯法律文本時，“為了追求語言的確鑿、準確、嚴密……寧愿犧牲一點流暢也要保持意義的確鑿……在保證法律文獻的內容不被誤解的前提下，盡量直譯。”[18]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法律文本翻譯中，概念功能和語篇功能應當要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評判翻譯質量時，應該以這兩個意義的傳達為主要標準。例如：
原文：國家制定和實施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競爭規則，完善宏觀調控，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譯文：Thestateconstitutesandcarriesoutcompetitionruleswhichaccordwiththesocialistmarketeconomy,perfectsmacro-control,andadvancesaunified,open,competitiveandorderlymarketsystem.
我們看到在譯文中，體現概念功能的及物性系統和體現語篇功能的主述位、信息系統與原文相當一致。又如，童話故事除了表達故事內容，強調概念功能外，還有教育意義，即要向兒童傳遞什么樣的價值觀念道德力量。因此，它具有的表達評價這一人際意義也同等重要。在翻譯過程中就要力求做到概念和人際元功能都對等。
翻譯中的對等是一個無限接近的過程，沒有完完全全的對等。要做到三個元功能都完全對等是極其困難的，也是無法做到的。更多的時候，我們尋求的是語篇中主要元功能的對等。在個別情況下，也存在三個元功能都不對等的例子。有些情況下，如果刻意強求三個元功能都對等，反而會導致譯文與原文不對等，從而破壞整個語篇的翻譯質量。因此，從元功能層次上看，我們可以說對等處在三個元功能完全對等到兩個功能對等，到一個功能對等再到三個完全都不對等這樣一個連續體內。判斷譯文與原文是否對等，以語篇中最顯著的元功能對等為主要判斷依據。
從以上討論中，我們可以明確翻譯研究中，應將語言三大元功能置于同一層面考慮，特別是經常被忽略的語篇功能也應受到足夠的重視。在具體的語篇中，由于各個語篇所傳遞的側重點不同，三大元功能的顯著性也不一樣。因此，在翻譯研究中，在無法或沒必要實現三大元功能在詞匯語法層都對等的情況下，應以顯著性最高的元功能對等為評判翻譯質量的主要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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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黃國文、陳旸。翻譯研究中的“元功能對等”[J].中國外語，2014(2)。
[6]司顯柱。翻譯語篇質量評估模式再研究--功能語言學路向[J].中國翻譯，2008(2)：57-60.
[7]文軍，等。當代翻譯理論著作評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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