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中的語言哲學論文

　　1．語言哲學與翻譯研究的共性

　　1.1關注語言起作用的條件

　　語言哲學對語言起作用的條件也很關注。除了經典的格賴斯的合作準則，其他的如馬克主義語言哲學、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以及認知語言學等對此都有論述。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關注語言起作用的社會階級背景，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描述交際中的語言合理性，認知語言學關注語言背后的人的認知機制。可以說，語言哲學是從社會條件、交際條件和認知條件等多個角度分析了促使語言起作用的各種因素。翻譯研究對促成翻譯語言形成的各種條件也很關注。例如，翻譯與社會文化相互作用的研究就突出了社會條件對翻譯活動的影響以及翻譯對社會條件的反向作用。再如，譯者個人條件的研究也日趨系統化，形成了以翻譯能力為突出特點的多樣性研究。例如，語言能力、語篇能力、學科能力、文化能力和轉換能力(Neubert2000:3-18)，還包含兩種語言的交際能力、超語言能力、工具—職業能力、心理—生理能力和策略能力(Orozco2000:199-214)。此外，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理解文本時其自身條件和狀況也很重要，例如翻譯過程中控制干擾的能力如何，重新表述的能力和執行翻譯任務的能力如何。這些因素對形成翻譯的語言也很關鍵。

　　1.2關注意義、心智與語言之間的關系

　　語言哲學研究包含了很多關于個體心智意義與環境意義之間的互動形式。意義意味著有意識的經驗，但是只有通過介質來理解的經驗才能算作意義。在現實世界中，最基本的介質是實體，例如茶杯或者椅子，與一定類型的經驗有關。在這種最簡單的情況下，意義成為生命形式中物體角色的副產品。隨著符號的興起，意義需要獲得與其介質相關的獨立地位。在人類的語言中，這種地位得到最復雜的表現。隨著語言的發展，人類的生命形式開始獨立于意義的集體認知，而這反過來又引起了物體意義的激增。例如，Searle對社會現實的定義是內置于個體心智中的“我們意識”，而Croft認為意義是在言者大腦中發生的事情。與此相比，Hart是把個體放在意義產生的身體和來自外部世界的意義之間的接口上。這些是社會認知語言學通過意義增值來實現語言功能的方式。翻譯研究一直以來也關注意義、心智與語言之間的關系。早期的“意對意”翻譯還只是研究的雛形，稍后，雅各布森的語言意義與對等的本質進一步突顯意義在翻譯研究中的作用。后來，哈蒂姆和梅森的語境和語篇研究也關注到翻譯中的意符層次。當代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更是將意義、心智與語言之間的關注在翻譯過程中的顯現描述得非常深入。這些認知形式對翻譯研究的促進作用已經得到研究者論證(參見王寅2008:211-218;譚業升2009:36-58)。

　　1.3關注實現語言功能時的語境約束

　　語言哲學對語境研究非常關注。維特根茨坦關于意義的研究都沒有離開語境的分析，連他提出的“激進翻譯”也是一種在語境約束情況下的意義建構方式。馬克思主義哲學更是將語境約束突顯為社會語境，在語言的階級性上建構理論。言語行為理論也非常關注語言所起作用的語境，即必須從語境中概括和抽象使其成為語境類型，從言語行為中概括和抽象使其成為語言行為類型。換言之，語言與語境約束之間的關系又被視為一種語境化、實例化的語用行為。它是一種特殊的語用行為，是語言內之意和語言外之意的混合。話語環境在交際中起著決定作用，它促使言說者的話語轉化成一個或另一個語用行為。言語的內容只是交流意義中的幾個因素之一。翻譯研究對語境的約束更為敏感。翻譯依賴于兩個相互分離的因素:語境效果和加工努力。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境的互動體現為雙重特征。譯者既能夠在語境重建過程中發揮主動作用，也受到語境約束的影響。就語言內部的語境因素來看，韓禮德把語境分析分成三個方面:語場、語旨、語式。豪斯在韓禮德的語境分析三因素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譯文評估模式，擴大并細化了語境約束的特點，貝克也在韓禮德模式基礎上將其應用于語用概念，對翻譯中的語境推理與約束也做了深入分析。這些研究都顯示了從選詞的微觀層次到篇章的建構層次乃至譯文之后的社會文化意義都與語境約束相關。

　　2．語言哲學與翻譯研究的差異

　　雖然同樣關注使用中的語言，由于學科理論建構基礎不同和研究側重點影響，語言哲學與翻譯研究的差異也很明顯。首先，語言哲學有一個突出的特點翻譯研究不具備，即語言哲學對語言的真值條件非常關注。就客觀語義學來看，其中認知主義的客觀語義學就包括真值對應論和真值條件論。真值對應論始于Frege，認為“有一個獨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客觀外在世界，語義是客觀世界的內在表征，來自與所指的客觀范疇密切對應的關系，因而注重描述語句與環境是如何匹配的”(王寅2006:268)。真值條件論是由Tarski、Davidson等提出的，“他們更強調‘真值條件’，句子的真值條件就是決定句子真假所依賴的客觀事實。句子的客觀意義是由使得該句子成真或成假的客觀條件所決定的，若能確定所說話語賴以成真或成假的條件，也就能理解句子的意義”(王寅2006:271)。此外，在言語行為理論和格賴斯的語用傳統中，對語境因素的強調同樣重要。語用參照的結果體現在言語真值內容中，而這樣的語用擴大或調解在建立言語意義方面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語用參照的主要成分包括:非語言意義，直觀的真值條件，組成成分的驗證(Jaszczolt2010:2898-2909)。其次，語言哲學的另一個突出特點而翻譯不具備的，即語言哲學強調“元語言”、“言語”、“話語”、描述空間和時間體驗并做出一定的邏輯判斷。格賴斯的“會話與含義”理論，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都與話語有關。認知語言學對語言在空間和時間上的體驗描寫更為深入，將語言的“時”、“體”概念與人的認知體驗相結合。語言哲學都關注言語行為的推理與分析，并對此做出一定的邏輯判斷和理據驗證。第三，與語言哲學相比，翻譯研究的獨特之處在于:更加關注雙語環境中語言間的轉換情況，例如語言的對應與對等模式，語言對的轉換與遷移模式，語篇的多重關系網絡等等。翻譯研究強調“原作者”、“源語言”、“譯者”、“譯入語”，它以語言對比為前提，涵蓋了文體學、文學理論、文化研究、交際理論、語言哲學、普通語言學、機器翻譯、人工智能、對比語言學、語用學和語篇分析等多個領域。翻譯研究關注原文語言在譯文中的變化，描述雙語空間中語言的轉化情況，并對其中的線性和非線性變化做出分析和評價。以話語和語篇連貫為例，語言哲學認為連貫與銜接是意義產生的基礎，語言學意義上的連貫可以分為組合連貫與聚合連貫，局部連貫與總體連貫，有標記連貫與無標記連貫。與此不同，“翻譯上的連貫是個多重關系網絡，可以分為不連貫、偽連貫和互文連貫”(王東風2009:47-55)。第四，語言哲學與翻譯研究有不同的語境分析路徑。在語言哲學中，語境的概念化起著重要的作用，語用的定義通常與語境的含義相關。因此，Stalnaker(1999:43)認為“句法研究句子，語意研究命題，語用研究語言行為及其表現于其中的語境”。Levinson(1983:32)也認為語用學是一種將語境考慮在內來理解語言的理論。在語用學中，研究者關注意境及其所代表的內容之間是如何互動的，所使用的語言表述與語境是如何相關的。在翻譯過程中，翻譯能力被概念化為一種語境化再現過程。因為在翻譯過程中，語言的延伸不僅在一種新語言中給出了一個新的形式，而且是從早期的原語境中提取出來放置在一個新的語境中，同時伴有來自交際傳統、類型與讀者期望范式的不同價值。總之，語言哲學關注意義生成的過程、邏輯推理過程以及相關語境，而翻譯研究在此基礎上要進一步關注語言之間的轉換和語境重建。

　　3．經典哲學對翻譯研究的促進

　　經典哲學對翻譯研究具有推動和促進的積極作用。早在2000年，英國翻譯理論家芒迪在《翻譯學導論》一書中就專門寫了一章，定名為“翻譯的哲學研究”，收入了斯坦納的闡釋步驟、龐德與語言的能量、本雅明之譯者的任務和解構主義等內容。后來，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主編的《翻譯研究讀本》也收入了本雅明的“譯者的任務”，將其作為從哲學途徑來研究翻譯的主要內容。2007年，我國學者單繼剛所寫的《翻譯的哲學方面》是對經典哲學與翻譯研究之間關系的較為全面的總結，包含了解釋學、解構論、分析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等方面。總結目前經典哲學對翻譯研究的促進作用，筆者認為可以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第一，促進了翻譯研究從語言操作的微觀層面上升到語言世界觀的研究。早期的翻譯研究特別是語文學階段的翻譯研究對于語言的微觀層面非常關注。例如，早期西方“字對字”還是“意對意”的翻譯，我國佛經翻譯的“文質之爭”等，都對于翻譯的語言風格和翻譯策略模式有了初步的討論。后來，語言學階段的翻譯研究其模式擴大到語言意義與對等的本質，并對翻譯過程中語言的轉換遷移模式做了細致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哲學視角的翻譯研究進一步將翻譯研究的框架擴大到語言世界觀層面。例如，翻譯的本體論研究使得翻譯的本質研究和翻譯主體性研究打開了語言世界觀的大門;闡釋學的翻譯哲學觀更進一步，認為“作為實踐哲學對話，翻譯是兩種世界觀的融合，是人類走向‘交談共同體’的必由之路”(單繼剛2007:38)。斯坦納則用了四步原則描述語言與世界相互作用的過程，并指出“一切理解皆是翻譯”。這不僅擴大了翻譯行為的范圍，而且進一步推動了翻譯研究與語言世界觀的融合。格賴斯的經典會話原則更是將翻譯研究中的話語意義與邏輯推理結合在一起。此外，解構主義進一步為翻譯的不確定性研究提供了哲學視野。如果說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中所描述的譯作是原作的“afterlife”，這是具有解構意義的初步闡釋，那么德里達的“在場”、“延異”、“播撒”等則是對此作了進一步深入的哲學闡釋，這與奎因的翻譯的不確定性相呼應，促進了文本層面的翻譯研究向語言世界觀研究的進一步轉化。第二，促進了翻譯研究從語言上升到語義再上升到語用。翻譯研究離不開語言研究，隨著跨學科研究的不斷深入，翻譯研究也從早期的語言形式研究(例如，詞匯層、短語層、句子層、語篇層)逐漸走向深入的語義研究。例如，翻譯中的意義如何再現，語境參數對其影響如何，翻譯過程中的心智意向性如何體現，翻譯中的準確價值、絕對價值和默認價值又該如何體現以及相關語義學對翻譯的深度影響如何等等，而真值語義學則進一步促進了翻譯中合并再現的認知原則。隨著實踐哲學的發展和促進，引導翻譯研究回歸生活世界的語用理論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李菁的研究表明:“基于言語行為理論、規范語用學和馬克思主義語言觀的交往實踐語言觀，應是實現翻譯研究語用學轉向的一條合理的理論途徑”(2009:256)。李菁的研究還進一步分析了言語行為理論中的語旨力、意向性、構成規則與協調規則以及語境等概念對翻譯研究的指導意義;規范語用學對翻譯活動的重新定位，言語的雙重結構對翻譯文本意義理解的制約以及言語行為有效性對重建翻譯活動理性的指導作用等，對翻譯研究的語用學轉向做了充分描述。第三，促進了翻譯研究走向心智認知深層結構。隨著認知語言學的發展，認知哲學也逐漸為研究者所關注。“認知哲學是當代西方哲學研究中出現的一個新趨向”(侯敏2012:1)。“認知哲學采取語境實在論立場，奉行語境綱領，是一種區別于傳統認知論的新認識論和方法論，主張認知現象是語境依賴、語境敏感和語境限制的”(侯敏2012:3)。認知哲學研究語言的具體途徑是通過幾個有限的人類的認知方式對語言現象做出統一的解釋。將認知哲學引入翻譯研究不僅對翻譯現象進行了解釋，也對翻譯語言背后的認知機制作出了解釋。從理論上來看，概念隱喻翻譯觀、概念整合翻譯觀、關聯翻譯觀、原型范疇翻譯觀、框架語義學翻譯觀以及翻譯認知心理學等不斷向前推進和發展，豐富了翻譯研究走向心智認知深層結構的理論基礎。從實證研究來看，研究者采用各種不同方法、使用不同工具來驗證多樣化的翻譯過程，涉及到翻譯時間、翻譯階段、翻譯問題的解決方式、翻譯策略的選擇路徑以及不同翻譯背景譯者的翻譯心理機制比較，主要研究方法涉及有聲思維、對話協議、鍵盤錄入和眼動研究等，其結果都為翻譯研究走向心智認知的深層結構提供了理據。

　　4．結語

　　綜上所述，語言哲學對翻譯研究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哲學觀也強調理解過程，例如，經驗論認為理解是在追尋作者原義的過程中生成的，分析哲學兼唯理論認為理解是在發現文本意義的過程中生成的，而解釋派哲學認為理解是在受話人解讀的過程中生成的;語言哲學也研究意義的生成過程，不論是傳統語文學、結構主義語言學或是后結構主義語言觀，都關注語言與意義的推理生成過程，而語言哲學對語境的概念化也促進了翻譯語境的參數化研究。語言哲學對翻譯研究的最突出的促進作用還在于:它促進了翻譯研究范式的轉換，即從研究翻譯語言轉向研究翻譯語言背后的認知機制。關于這一領域的研究仍然還有很大的空間值得進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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