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哲學發展與邏輯起點思索論文
經濟學的內涵由單純的經濟增長、效率提高轉變為經濟生活中人的生活質量的考量，由機械化、工業化的指標轉變為人在其中的身體感受和價值追求的衡量，這既可以看作是經濟學對哲學的回歸，也可以看作是經濟學批判視野的再現。本文從經幫濟世—內在與哲學中的經濟觀念、群己博弈—哲學方法論意義上的經濟哲學、義利之爭—經濟增長的效率追求背離哲學的人文關懷、安身立命—經濟哲學發展與回歸的邏輯起點幾個方面進行深入探討。
與其說現代經濟哲學的主要目標是對經濟的實際效用進行分析和總結，毋寧說后現代經濟哲學將經濟對人生的關照作為其關注的對象，將生活的幸福指數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說正是經濟哲學這一關照對象的生活轉向凸顯了經濟學的人文氣息，更彰顯了經濟學的人文關懷。在走過了數字化、精確化、邏輯化之后，又重新回歸到了經濟學的內生化，即回到對人本身關照的前經濟學時期，經濟成為生活的內容而不是專門的工作。
經邦濟世—內在于哲學中的經濟觀念
我國古代將經濟思想蘊含在經邦濟世的理念之中，從人性的善惡分析中解讀經濟發展的動機及目標。古代最早用“經濟”之詞的是隋代王通的《文中子禮樂篇》“經濟之道”，意為“經國濟世”、“經邦濟民”，主要是指治理國家、拯救貧民。管子隱藏于人性之惡引起的功利主義是趨利避害，把經濟利益的現實追求作為政治活動的終極目標，只因“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既然社會的安定、道德的進步都是以物質的豐富為前提的，經濟的發展就成為管子的理想追求。孔孟從人性本善中推出增加財富是施仁政的結果，并非政治行為的目標，追求重義輕利，經濟與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是不可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一方面經濟哲學是經濟學的哲學論證，另一方面經濟是哲學理想的實現途徑。
西方哲學在古代是包羅萬象的，所有思想都囊括在哲學之中，這種意義上的哲學與經濟學沒有分開，西方最早使用“經濟”一詞的是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在《經濟論》一書中，本義為家庭管理術，他認為唯一有用之物即財富，人人都應將獲得更多財富為目標，于是將組織和管理奴隸生產財富過程稱之為經濟。
亞里士多德將哲學中的辯證邏輯運用到現實的經濟分析中，賦予經濟以謀生手段的含義，他提倡公平、調和及中庸，經濟既包括協調夫與妻、奴隸主與奴隸的關系，又包括致富之術，并將經濟行為與道德行為結合起來，他用揮霍、慷慨、吝嗇分析人對待財物的態度，體現了倫理學中“執兩用中”的思想，“在財富的接受和支付上，中間性是慷慨，過度了就成為揮霍，不及了變成吝嗇”。“慷慨是在財物方面的中庸之道”。“一個人能對財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財物方面的德性，這樣的人也就是個慷慨的人”。用有德性來衡量經濟與用財富來衡量德性是亞里士多德內在于哲學中的經濟觀念。其它如斯多葛派、詭辯學派和伊壁鳩魯派等都從倫理觀點出發觀察經濟現象，其經濟觀點又從屬于各學派的哲學思想體系，并為政治主張佐證。
總之，在古代沒有刻意而為之的經濟學的哲學分析，只有蘊含于哲學中的經濟觀念，此時的經濟分析就是一種經濟哲學，對經濟現象的分析就是經濟哲學的視域。
我國近代“經濟”更是體現了謀生、生計之意。近代日本借用古漢語中原有詞匯，取“經世濟民”之意，將西文economy翻譯作“經濟”，當時我國嚴復等人則譯為“生計”，后由孫中山等人采納日文譯法并介紹到國內。總之，經濟更多是蘊含在人生哲學中的安邦定國理想的實現路徑。
群己博弈—哲學方法論意義上的經濟哲學
在經濟學獨立于哲學之前，也就是在國民經濟學主導人們經濟思想之前，經濟學試圖獨立的路徑其實是以哲學為其方法的過程，也是哲學思想在經濟學研究視野中的展開之途，更是哲學方法論意義上的經濟哲學。
務實的晚期斯多亞學派重視個體感受和個人利益的追求，不僅影響了古希臘晚期的政治哲學思想，更波及到了經濟領域，出現了個體利益至上的個人主義傾向。與中世紀唯名論與唯實論之爭相對應的則是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分野，也成為重農學派的重要理論來源；經院哲學在論述拯救個人靈魂的同時，經濟社會也是以個人興趣和行為作為出發點。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原則的功利主義，在自然法思想的影響下強調個人地位和利益的合法性，將追求個人幸福和利益正當化，在倫理上個人的幸福和快樂上升為最高的善，而在經濟理論中成為方法論原則。隨著中世紀后期亞里士多德主義哲學的興起，西方經濟學的思想也從被動的自然主義進入理性抉擇，從天然為自己轉變為理性為自己，對自己的經濟行為有了理性的把握；當然這是與啟蒙運動所帶來的重回理性的目標相一致的，雖然經濟學還沒有完全從哲學中獨立出來，還沒有成為現代意義上的科學，但已經看到了經濟學思想中的哲學方法論痕跡。
義利之爭—經濟增長的效率追求背離哲學的人文關懷
從亞當斯密、馬歇爾到凱恩斯的理論革命都是為了解決資本主義實際面臨的經濟問題而產生的，其思路是把社會本質問題、基本矛盾轉化為技術問題和具體方法問題，哲學的思辨在經濟學說中逐漸淡化，盡管將理論轉化為具體的方法和政策，使理論具備了可操作的優點，但同時他們撇開對經濟現象背后的本質的研究，使經濟學和哲學產生了某種程度的分化。
在亞當斯密看來，人在追逐利益時都會試圖達到最大化，在自然規律的約束下，看似沖突中其實可以達到對社會利益的最大貢獻，由承認利己行為的合理性而構建的社會是符合人性的，就是其在《國富論》中論述的由價格為信號、通過影響供求關系，達到最佳資源配置的市場經濟秩序。所謂“斯密問題”在這里就會凸顯出來：經濟秩序中的利己主義和道德情操中的利他主義的矛盾。雖然斯密在一致性方面作了努力，一方面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調整著每個利己和利他者，每個利己主義者都是互相需要的，在利己的同時為社會創造共同利益，達到共富，也就是試圖從市場機制上保證利己和利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通過社會道德規范和社會立法實現一致。
無論是以英國經驗主義為哲學基礎的大衛李嘉圖理論，還是建立在實證科學哲學意義上的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都試圖要實現在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人性的復歸與內心的寧靜。現代經濟哲學體系要求，從總體上闡明社會意識形態、法律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生產力等多種因素對經濟關系之間互相交叉的作用和影響，考察經濟現象的內在聯系，從根本上考察人類經濟生活及其決定力量。可是適得其反，經濟學的理論分析越來越深刻、越來越精確化，卻更加遠離了人的日常生活，人失去了位置，人的快樂與幸福在經濟逐步繁榮中卻逐漸減少；此時，人類不得不反思在市場及規律面前人性消失的原因。經濟學在實現獨立的.同時逐漸遠離哲學，只有利益的爭奪，而消失了人的情感。
在理性哲學觀融入經濟思想中從而帶來經濟繁榮的同時，已經孕育著它一定會走向其極端，理性逐漸主宰人的生活，理性力量的整體化帶來的是人性壓制，隨著現代經濟學的日臻完善，尤其在與現實生活的反復較量中出現了波及范圍更廣的危機，同黑格爾哲學一樣當它成為一個完整體系的同時而走向了終結。
安身立命—經濟哲學發展與回歸的邏輯起點
經濟學跟隨資本主義問題而展開的理論企圖映射出了其遠離人性的社會本質，追名逐利躍升為社會的主題，人退居在經濟機器之外變為欲望生產的守夜人，道德的寧靜與得失的平衡反倒成為現代人的現實志愿，在知識經濟、信息經濟、網絡經濟、數字經濟等虛擬形式下的后現代經濟的排擠下，安身立命與個體操持在社會轉型中成為財富與貧窮中兩極動蕩的艱難抉擇。
自工業革命到二十世紀中葉，把人類追求物質財富界定為對經濟增長的片面價值取向的話，那么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人們已經明顯由對自然的瘋狂征服與掘取趨向于與自然和諧共處中尋求人的幸福與享受；由原來簡單的經濟增長的線性取向轉向一種深思熟慮后的、更加滲透了人對自身關懷的、推己及人的、悲天憫人的情感化生存追求。不為眼前利益所動、考慮可持續發展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新動向，由理性追求達到的財富極致與道德需求的矛盾，呼吁非理性因素進入經濟發展的領地，將后現代哲學和諧、差異、共在的要求在經濟發展中凸顯出來，社會進步與個體發展同時成為時代的主題。
第一，經濟哲學由精英的經邦濟世回溯為平民的安身立命。經濟的地位從決定國家命脈過渡到成為普通大眾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從而有了一定的發展基礎和群眾基礎。由經邦濟世下降為安身立命其實是人性惰怠的表現，也是對人類有限性的確認，更是生活意義追問的直接表達，雖有道德安撫的功用但淪落為平庸卻是不爭的事實。
第二，經濟哲學由社會掌控的宏大敘事變為個體操持的微型敘事。在計劃經濟全面潰散、市場經濟興起后，宏大的政治與經濟理想逐漸隱退到社會的低層，經濟的無所不能獨占鰲頭，個體獨立成為經濟哲學中不可忽視的內容，個體成為萊布尼茨眼中“沒有可供出入的窗戶”之封閉單子，個體操持成為社會敘事的主流話語，人在自由中徜徉的同時感受到了孤獨，經濟受益的喜悅被內心的彷徨所驅趕，人游離在經濟之外成為“經濟人”的鎬頭和無機界的有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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