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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論議視角下探析南北朝的三教融合問題論文
內容摘要：逮至北周， 帝王不僅重視釋教， 并且提倡儒士兼通佛理。如周文帝“雅好談論， 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 于第內講說”;又命薛慎等儒士十二人“兼學佛義， 使內外俱通”.
關鍵詞：佛教論議,南北朝,儒釋道,三教融合
我想從佛教論議的視角略談南北朝的三教融合問題。論議又作論義， 它由兩人或多人參與， 通過論辯雙方的往返問難以顯揚正理。佛教論議， 在印度原為一種判決經典真偽、以種種異文句義解釋佛說的學術辯論活動。
（1） 在東漢未年傳入中土后成為講經過程中重要的義項之一。
（2） 當然， 除了佛教論議， 在魏晉南北朝還有遠承漢代之風的儒家論議。漢魏之際， 是中國政治和社會變革的時代。隨著漢帝國中央集權的崩潰， 儒家學說開始失去了先前的崇高威望。自三國至于晉末， 儒教衰微， 但到了南朝劉宋文帝元嘉之世， 儒教又走上振興之路， 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學者， 如臧燾、徐廣、裴松之、何承天、周續之、雷次宗等。
（3） 這一時期的儒學論議不同于前朝， 其突出表現是， 一些儒家學者已接觸佛教， 甚至如周續之、雷次宗同時又是南方佛教傳播中心廬山慧遠的弟子。周續之具有論議才能， 曾參與了廬山慧遠組織的因果報應說的大辯論。作為儒家學者， 周續之的論議已開始滲入佛教論議的元素， 體現出佛、儒二道的融合特性。
這種佛、儒二道融合的情況也反映在儒家學者的注疏中。劉宋以來， 大乘佛教盛行。大乘佛典宣揚習學世間法觀念， 即所謂“菩薩多有所學， 亦學俗法， 亦學道法”。
（4） 由此以濟度眾生為貴、獨善其身為賤的思想影響到了僧人， 僧俗的修行實踐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僧人開始學習世俗之學， 熟悉各種世伎雜能， 并開始參入文學藝術活動， 諸如文筆、贊詠、歌舞、妓樂、戲笑、談說---總之與世俗生活相聯系的一切， 都在他們的關注范圍之內。儒學自然也成為他們關注的對象， 出現了佛教徒為儒家經典作注釋和講說的現象：在注釋方面， 釋慧琳注《孝經》一卷、釋僧智有《論語略解》等；而在講說方面， 釋法瑗講《孝經》和《喪服》受到刺史王景文稱譽。
（5） 這些佛教徒內通佛理， 外善群書， 富有辯才， 他們的講說深刻影響到了儒家學者。如廬山慧遠講《喪服經》， 其俗家弟子雷次宗、宗炳等“執卷承旨”, 后來雷次宗深受啟發， 別著《喪服經義疏》， 并因“首稱雷氏”, 受到宗炳嘲笑。
（6） 可視為是佛、儒融合的典型例證。《隋書》卷三二《經籍一》經部“禮”類著錄雷次宗《略注喪服經傳》一卷， 大蓋即雷氏當年與宗炳共于慧遠間“面受此義”之作。
與晉、宋相比， 齊、梁之世是中國佛教的重要轉型時期， 呈現出不同的特色。南齊建國之初， 儒教重新為統治者所重視， 出現“家尋孔教， 人誦儒書， 執卷欣欣”。
（7） 的局面。梁武帝同樣尊崇儒術， 認為：“二漢登賢， 莫非經術， 服膺雅道， 名立行成。魏、晉浮蕩， 儒教淪歇， 風節罔樹， 抑此之由。”所以設置《五經》博士， “廣開館宇， 招內后進”, 儒教講經活動盛況空前。
（8）值得關注的一點是， 此時的儒家講經儀式已大量滲入佛教論議的元素。如梁大同年間， 儒士袁憲在策試前參與了國子博士周弘正的一次講座論議， 此次論議屬于儒士五經論辯， 但觀其論議儀規已具備了佛教論議的特色， 比如開場有“授以麈尾”儀式；而論辯程序有“樹義”“遞起義端”“往復數番”等， 都是佛教論議中約定俗成的儀式法規。此外， 據《陳書》記載， 張譏曾參與過梁簡文帝在東宮時組織的以《孝經》為題旨的論議活動， 其本傳中記錄此次論議程序有“發《孝經》題”“論議往復”等， 尤可見其佛教元素的影響。又， 《陳書》岑之敬本傳中， 亦記錄其“升講座”, 朱異“執《孝經》唱《士孝章》”, 梁武帝“親自論難”, 可知這次論議由岑之敬任法師、朱異任都講、武帝負責問難， 其論議的人員構成與佛教論議的職司設置如出一轍。
（1） 總之， 這些仕陳儒士在梁時參與的經學論議活動， 也是將佛教講經論議之“立義”“開題”等項， 運用于儒經的講說儀式。而佛教論議在論辯邏輯上也影響到儒家的講經， 如史稱梁武帝時儒家學者嚴植之的講經， 呈現出“講說有區段次第， 析理分明”的特色。
（2） 若結合其曾參與有關形神之辯的佛教論議活動并且熟悉大乘中觀學說， 我們完全有理由判斷嚴植之的這種區別義類的講經邏輯， 正是齊梁之世佛教論書 （如《成實論》《阿毗曇》等） 盛行影響下的必然產物。
梁武天監七年 （508） , 一些具有佛學修養的儒家學者參與了有關神滅論的佛教書面論議活動， 如賀玚、嚴植之、明山賓、陸璉， 他們皆為梁武帝于天監四年所置《五經》博士成員。
（3） 并以儒術顯；其答難之文援引佛經、儒書， 交映并置， 闡發神不滅之名義， 批判神滅論者“既違釋典， 復乖孔教”。
（4） 表明這些儒家學者對大乘佛教之中道觀、二諦說及法華三乘之旨的熟悉。梁武天監年間儒士參與佛教書面的佛理論辯活動， 是體現南朝儒家文化與佛教教理融合的一個典型事例。
逮至陳代， 上層社會對玄理仍然喜愛， 但不同的是陳代文人的儒學修養已超乎前代， 出現許多儒道并存的專書注疏。對于佛教， 陳代帝王仍祖習梁武遺規， 寺院聽講成為上層文人生活的主要內容。
（5） 善談玄理仍為此時佛學之特色， 儒士對佛教義學的研求使僧侶望塵莫及， 如馬樞“六歲， 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 博極經史， 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
（6） 入陳后的張譏和周弘正也可為代表， 總體而言， 南朝陳時儒、釋、道出現合流之趨勢。
在北朝的講座論議場合， 具有名士風貌、博通佛教經論與中土經史書籍也成為一種時尚， 僅述佛理而“不涉經史， 終為知音所輕”。
（7） 至東魏孝靜帝在位期間， 北朝進入一好講論之時代。
（8） 儒生積極參與佛教聽講活動， 如盧景裕“寓托僧寺， 講聽不已”;李同軌于永熙年參與僧徒講經論議， 又于興和中作為北朝使臣預席梁武帝的講經法會， 并“論難久之”。
（9） 李同軌于佛教論議的程序制度極為熟悉， 從他身上可以看出， 北朝儒生之論議吸收南北佛教論議之要素已至為顯明。
逮至北周， 帝王不僅重視釋教， 并且提倡儒士兼通佛理。如周文帝“雅好談論， 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 于第內講說”;又命薛慎等儒士十二人“兼學佛義， 使內外俱通”。
（10） 由于周文帝的推動作用， 周世產生了許多由儒而入釋的學者， 如蘇綽好經術， 亦知佛法， “著《佛性論》、《七經論》， 并行于世”;盧光“博覽群書， 精于《三禮》”, 又“性崇佛道， 至誠信敬”;儒士孫惠蔚， 正始中侍講禁內， 夜論佛經， 有愜帝旨， 詔使加“惠”, 號惠蔚法師。
（1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重， 據史書記載， 沈重是北周武帝時由梁至北周的儒生， “學業該博， 為當世儒宗”, “至于陰陽圖緯、道經、釋典， 無不通涉”, 曾于周武帝天和年間在紫極殿講三教義， 這是一次由官方組織的儒生論議， 參與者有儒、釋、道三教人員二千余人， 沈重“辭義優洽， 樞機明辯， 凡所解釋， 咸為諸儒所推”。
（1） 是當時儒釋道結合的典范。
在孝靜帝在位期間， 南北使臣往還甚盛， 南北方進入和平時期。這段黃金時間蓋始于天平四年 （537） 七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諧聘梁， 至武定六年 （548） 九月蕭梁遣使來聘。
（2） 孝靜帝天平之歲， 正當梁武大同之際， “彼此俗阜時康， 賢才鼎盛”。
（3） 南北聘使往還頻繁， 成為文化傳播的津梁。梁武之世佛教義學的發展， 也正得益于梁與東魏通和所提供的安定的學術文化環境。
在南北朝末期， 道教徒和佛教徒在講經論議中的互相交流和學習， 是促使三教融合不容忽視的力量。約編成于577年的《無上秘要》卷三十四《師資品》記太上之言， 其中就有對論議的強調。
（4） 而當時一些著名的佛典 （如《法華經》） 在道教中甚有影響， 故有“業該儒史”的道士參用佛典講《莊》《老》的現象。
（5） 展現出道教徒對僧尼的推重禮敬。
（6） 當然也有僧人現身道教講席， 聽講道經的情況。
（7） 以及僧人習研道經的記載：京弘福寺沙門彥琮《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卷上記法琳嘗游學關中， 系統研讀過道典。
（8） 凡此種種， 皆是儒道釋相融合的表現。
注釋
1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四十四《辯業品》， 《大正新修大藏經》 （《大正藏》） , 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1924-1934年， 第29冊， 第594頁下。對印度佛教論議之名義及歷史背景問題的討論， 詳見何劍平：《印度佛教的論議及其生成背景》 （待刊） .
2 白化文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 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2年， 第192-193頁。
3 《宋書》卷五十五末 （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 第5冊， 第1553頁） , 史臣論及自黃初迄于劉宋儒教之展開情況。
4 《大智度論》卷八二《釋大方便品》， 《大正藏》第25冊， 第638頁下。
5 《高僧傳》卷八《齊京師靈根寺釋法瑗傳》， 湯用彤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 1992年， 第313頁；《宋書》卷八十五《王景文傳》， 第8冊， 第2178頁。
6 《高僧傳》卷六《釋慧遠傳》， 第221頁。
7 梁蕭子顯在《南齊書》卷三十九《陸澄傳》后 （北京：中華書局， 1972年， 第687頁） , 論及南齊儒教初興時之情景， 說：“江左儒門， 參差互出， 雖于時不絕， 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 宋氏以文章閑業， 服膺典藝， 斯風不純， 二代以來， 為教衰矣。建元肇運， 戎警未夷， 天子少為諸生， 端拱以思儒業， 載戢干戈， 遽詔庠序。永明纂襲， 克隆均校， 王儉為輔， 長于經禮， 朝廷仰其風， 胄子觀其則， 由是家尋孔教， 人誦儒書， 執卷欣欣， 此焉彌盛。”
8 《資治通鑒》卷一百四十五， 梁紀一·武帝天監三年， 北京：中華書局， 1956年， 第4545頁。
9 參見《陳書》卷二十四《袁憲傳》、卷三十三《儒林·張譏傳》、卷三十四《岑之敬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 第2冊， 第312、443-444、461-462頁。
10 《梁書》卷四十八《儒林·嚴植之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3年， 第3冊， 第671頁。
11 《南史》卷七十一《儒林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5年， 第6冊， 第1730頁） :“至梁武創業， 深愍其弊， 天監四年， 乃詔開五館， 建立國學， 總以《五經》教授， 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玚補博士， 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 給其餼稟， 其射策通明經者， 即除為吏， 于是懷經負笈者云會矣。”
12 《弘明集》卷十《五經博士賀玚答》， 《大正藏》， 第52冊， 第66頁下-67頁上。
13 門人灌頂《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 （《大正藏》， 第50冊， 第192頁中-下） :“儀同沈君理， 請住瓦官開《法華》經題， 敕一日停朝事， 群公畢集。金紫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仆射周弘正等， 朱輪動于路， 玉佩喧于席。俱服戒香， 同餐法味。”
14 《陳書》卷十九《馬樞傳》， 第2冊， 第264頁。
15 《北史》卷四十五《裴叔業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 第6冊， 第1650頁） 記裴叔寶之子裴粲：“性好釋學， 親升講座， 雖持義未精， 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 終為知音所輕。”
16 《北史》卷九十二《恩幸·和士開傳》 （第10冊， 第3043頁） 載：“魏靜帝嘗夜與朝賢講集， 命安看斗柄所指。”
17 《北史》卷三十《盧同傳》， 第4冊， 第1098-1099頁；《魏書》卷八十四《儒林·李同軌傳》， 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 第5冊， 第1860頁， 并見《北史》卷三十三《李義深傳》， 第4冊， 第1241頁。
18 《周書》卷三十五《薛善傳附薛慎》， 北京：中華書局， 1971年， 第3冊， 第625頁；《北史》卷三十六《薛辯傳》， 第5冊， 第1342-1343頁。
19 《周書》卷二十三《蘇綽傳》、卷四十五《儒林·盧光傳》， 第2、3冊， 第395、807頁；《北史》卷八十一《儒林·孫惠蔚傳》， 第9冊， 第2717-2718頁。
20 《北史》卷八十二《儒林下》， 第9冊， 第2741-2742頁。
21 東魏孝靜帝在位期間， 南北聘使交游甚盛， 此可于《梁書》卷三《武帝紀下》、《北史》卷五《魏本紀第五》中見之。
22 李昉等：《太平廣記》卷八十一引《梁四公記》， 北京：中華書局， 1961年， 第2冊， 第522頁。
23 參見劉屹：《經典與歷史---敦煌道經研究論集》第二章《〈升玄經〉篇》，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年， 第132頁。
24 參見《續高僧傳》卷九《隋荊州龍泉寺釋羅云傳》， 《大正藏》， 第50冊， 第493頁中。
25 參見法琳：《破邪論》卷一所引《升玄內教經》， 《大正藏》， 第52冊， 第477頁下；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五十五《破邪篇》“道教敬佛第五”, 《大正藏》， 第53冊， 第705頁下。
26 參見《隋京師大興善道場釋僧粲傳》， 《大正藏》， 第50冊， 第500頁下。
27 《大正藏》， 第50冊， 第198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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