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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倫理思想論文
亞里士多德作為西方“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和古希臘哲學家中“最博學的人物”,一生在眾多領域建樹卓越。其政治學的代表作《政治學》一書,第一次將政治學和其他學科區分開來,使政治學形成了獨立的研究領域,亞里士多德由此被公認為西方政治學的創始人;其倫理學的代表作《尼各馬科倫理學》,是人類第一部系統完整的倫理學著作,奠定了亞里士多德作為西方倫理學創始人的基礎。亞里士多德在這兩部著作中,既將政治與倫理問題分開來考察,從而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將政治學和倫理學做了學科的區分;又將二者聯系起來分析,對政治與倫理采取了“連貫式價值理解方式”,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政治倫理思想。
一、 亞里士多德政治倫理思想體系的完整性、系統性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倫理思想體系大致包括三部分,即政治倫理價值論、政治倫理規范論和政治倫理手段論。其中,政治倫理價值論是政治倫理的觀念或理念部分,是其政治倫理思想的靈魂,它直接規約著政治倫理規范體系的建構和政治倫理的實踐手段的選擇;政治倫理規范論是關于政治關系、政治行為等政治生活中應遵循的倫理道德的原則和規范的論述,是其政治倫理思想的核心,它內在地體現著政治倫理的價值目標,并通過直接規約政治倫理的實踐行為將其現實化;政治倫理手段論是關于政治倫理實踐手段的觀點和主張,是政治倫理價值和政治倫理規范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得以實現的環節,是政治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倫理思想體系的每一構成部分也是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體系。在政治倫理價值論部分,亞里士多德分析了政治倫理的價值主體、價值客體和價值目標。政治倫理的價值主體是人。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的著名論斷,并由此論述了人的本質就是要過共同(城邦)生活。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人的特長或功能在于具有德性,在于成為善良的人。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是若干家庭和種族結合成的保障優良生活的共同體,以完美的、自足的生活為目標。”城邦的善即城邦中的倫理道德有意義于主體人,因而構成政治倫理關系中的價值客體。關于政治倫理的價值目標,亞里士多德在論述中用了可以互訓的詞匯,如“幸福”“自足”“最高的善”“優良的生活”等。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倫理規范體系主要包括政治倫理的最高原則、政治倫理的核心規范以及政治倫理的主要規范。其中,政治倫理的最高原則是指貫穿于政治倫理規范之中、概括地反映政治倫理規范的基本要求、在倫理規范體系中起主導作用的規范,這一規范即是中庸。“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極端的美”。中庸是個人達到至善和城邦優良政體的唯一標準。政治倫理的核心規范是指政治行為主體在政治行為中遵循的最主要的規范,它直接體現著政治倫理的價值精神,是政治倫理價值目標實現的根本保證。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倫理規范體系中,公正即是其規范體系中的核心規范。“在各種德性中,惟有公正是關心他人的善”。可以說,公正就是關心他人的品質或德性。“公正是一切德性的總匯”。各種德性都可以包括在公正之中,公正統攝其他德性。在公共生活中,只要具備了公正的德性,“其他的所有德性就會隨之而來”。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倫理規范體系中還有勇敢、明智、友愛等。其中,勇敢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倫理規范,明智主要是統治者的政治倫理規范,友愛則是公民和統治者共同的政治倫理規范。
二、亞里士多德政治倫理思想內容的豐富性、開拓性
亞里士多德不僅創立了相對獨立、完整的政治倫理思想體系,還對政治倫理的諸多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關于政治倫理的目的,亞里士多德以“人天生是政治動物”為理論分析的前提,得出城邦的目的就是滿足人的需要的結論;亞里士多德是一個樂觀的目的論者,他相信“宇宙萬物都是向善的”。因此一切技術、一切規劃以及一切實踐和抉擇,都以某種善為目標,個人和城邦都是如此,而且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是包含了一切共同體的共同體,所以得出結論,城邦追求的目的一定是“最高的善”。他用了一系列具有倫理道德價值內涵的詞匯來對城邦的目的進行概括,包括“至善”“幸福”以及“最優良的生活”等,充分反映出政治和倫理的終極價值的一致性,同時,反映出政治倫理應有的人文關懷的意蘊。
關于城邦政體的分類,亞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政體分類的兩個原則,即統治者的宗旨和統治者的人數。按照統治者的宗旨是為公眾謀利益還是為統治者謀私利將政體劃分為正宗政體和變態政體,然后根據統治者是一人、少數人還是多數人,將政體劃分為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三種正宗政體以及它們的變態形式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亞里士多德以統治者的宗旨是為公眾謀利益還是為自己謀私利作為劃分正宗政體與變態政體的標準,其價值取向非常明顯。亞里士多德關于政體分類的原則及其價值取向成為西方思想史上政體思想的圭臬。后世如阿奎那的政體思想幾乎就是亞里士多德政體思想在中世紀神學條件下的翻版;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無論是霍布斯根據主權的歸屬,將政體分為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還是孟德斯鳩從法律的角度來考察政體的原則進而認為民主制、貴族制和君主制是三類正常的政體,并否定專制政體的思想,都是亞里士多德政體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關于政體的選擇,即制度安排,亞里士多德不像老師那樣試圖提供一種理想政體,而是主張“不僅應當研究什么是最優良的政體,而且要研究什么是可能實現的政體,并同時研究什么是所有的城邦都容易實現的政體。”關于所有城邦都容易實現的政體,亞里士多德提出了兩個原則:其一,應該以公眾的利益為出發點。亞里士多德說:“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體公民的共同利益。”其二,應該實行法治。亞里士多德指出:“法律是獨立成章的,是說明政體性質的一種規章。”也就是說,法律是對政體性質的規定。法律與德性緊密相聯,“為教育人們去過共同生活所制定的法規就構成了德性的整體”。但由于法律是針對普遍性問題的,因此,法律也有局限性,為了克服這種局限性,應該讓公民輪番參加統治。 關于政體的維持,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政治倫理的核心規范——公正,并指出,“公正是一切德性的總匯”,“公正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的著名論斷,在當代偉大的思想家羅爾斯的《正義論》中仍能找到其思想延續的痕跡。“正義是社會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價值一樣”。羅爾斯的名言濫觴于亞里士多德的正義(公正)思想。
關于個人與城邦的關系,因為“整體必然優先于部分” ,所以城邦優于個人,城邦善優于個人善,個人善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實現;因為“整體的善跟隨個人的善”。所以城邦的善離不開個人的善。對于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個體道德與社會道德的關系,亞里士多德給我們提供了正確的認識角度和考量依據。在西方歷史進入到20世紀時,當道德相對主義和道德懷疑主義盛行時,有識之士如麥金太爾等就主張繼承、弘揚亞里士多德的道德思想,以整合個體道德和社會道德,尋求個人價值與社群價值的統一。
關于公民教育,亞里士多德不僅論述了公民教育的目的應該和城邦的目的保持一致,“既然整個城邦有著唯一的目的,那么很明顯對所有的公民應實施同一種教育”。而且還具體分析了公民教育的內容、方式。主張教育要根據教育對象做內容、方法的區分,要根據不同的身份對公民進行教育。如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而言,由于“一方面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固定是同一些人,另一方面又有所差異。因此對公民的教育也必須隨之相同或不相同”。
三、亞里士多德政治倫理思想研究方法的先進性、科學性
亞里士多德在進行政治倫理研究時采用的方法也是其理論特點的重要方面。眾所周知,亞里士多德在知識領域中作過許多方面的探討和研究,他根據研究的對象和目的,將科學分成幾類,其中作為探求行為標準的實踐科學,就包括政治學、倫理學。亞里士多德已經充分注意到并明確了政治學和倫理學的實踐性。他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明確指出:“我們當前所進行的工作,不像其他分支那樣,以靜觀、以理論為目的(我們探討德性是什么,不是為了知,而是為了成為善良的人,若不然這種辛勞就全無益處了)。所以,我們所探討的必然是行動或應該怎樣去行動。”他在《政治學》中指出:“城邦的目的是優良的生活。”“最優良的生活對于個人或城邦共同體而言,是具備了足夠的需用的德性以至能夠擁有適合于德性的行為的生活。”在亞里士多德的論述中,政治倫理的實踐指向的結論是顯而易見的。
理性與經驗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政治學和倫理學都是一種實踐的研究,而實踐知識的真理性是相對的,是有條件的。所以不能精研,只能是粗略的。亞里士多德說:“政治學考察高尚和正義,但這些概念相互間差異極大。”所以政治研究是需要經驗的,政治學來自生活經驗并說明生活經驗;倫理品德不僅是理性的而且還和欲望有關,是欲望經過思考的選擇,因此和理論知識也是不同的。所以倫理學和政治學的研究既是一門需要經驗的技藝,又是科學,需要經驗和實踐理性。實踐理性需要從人們生活的經驗中獲得,由于經驗使人們掌握善的標準,做出正確選擇,自覺按照中庸行為,進而達到至善。 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亞里士多德在對城邦政體進行研究時,曾組織學生對希臘158個城邦進行了歷史與現實的考察,然后根據所得材料,進行綜合分析和比較研究,進而得出普遍性的結論。現存的《雅典政制》就是這種考察的一部分,從這部著作中,仍能看出這位偉大的思想家鮮明的歷史與現實相結合進行研究的方法。其政治學的代表作《政治學》就是建立在這種考察的基礎上所得出的相對普遍的結論。
分析綜合的研究方法。亞里士多德主張:“我們必須將組合物分解為非組合物(它是全體中的最小部分),所以我們必須找出城邦所由以構成的簡單要素,以便可以看出它們相互間有什么區別,我們是否能從各類統治中得出什么結論來。”從事物的組成部分的最小單位開始進行分析,通過綜合,進而達到對事物整體的本質的認識。亞里士多德在對城邦進行研究時,從男女兩性組成的家庭入手進行分析,得出城邦是為了滿足人們的自足生活的需要而產生的結論。其結論嚴謹自然、符合邏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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