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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生態倫理建構的哲學基礎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
生態倫理作為調節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規范體系和價值準則，如何分析生態倫理建構的哲學基礎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
大氣污染、水資源短缺、土地沙漠化等生態危機的出現，讓中西方社會走上反思現代文明中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進而探尋以"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為內容的生態倫理建構之路。這其中，生態主義"荒野自然觀"成為眾多理論中構建"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生態倫理、化解生態危機頗具影響的訴求。生態主義"荒野自然觀"看到了主體性高揚下的人對自然界的種種僭越行為和消極影響，依據諸如耗散結構理論、自組織理論、蓋亞假說等自然科學的最新發展成果，提出要消解不利于人與自然和諧一體關系形成的哲學基礎一人的主體性，實現哲學(價值)走上荒野的非人類中心主義主張。如羅爾斯頓認為自然的"內在價值"具有首要性，人應該"把自己限定在自然界的關系中"。史懷澤認為要敬畏生命(自然)、順從生命(自然)。
在生態主義"荒野自然觀"維度內，人的主體性被消隱，從自然的自在性出發重新認識和界定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實現人與自然在原生態意義上的平等，最終形成自在狀態下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荒野生態倫理觀。荒野生態倫理觀從理論視角來看，貌似可以成為解決現代社會中生態危機的一劑良方。然而，從理論邏輯回歸現實生活，不難發現，無主體(人)參與的荒野生態倫理觀面臨著實際操作過程中諸多的詰難一無主體(人)參與，人與自然關系究竟怎樣確定?離開了主體(人)的認識，自然的價值如何發現?按照自然的自在性來定位人與自然的關系時，如何面對諸如洪水、地震、海嘯等自然災難?面對現今社會已經產生的生態危機，離開了人的治理，自然自身將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使無主體參與的荒野生態倫理觀陷入反人類社會的歷史虛無主義困境中。實際上，整個生態主義的理論基點強調自然先于人的固有內在價值，無不需要發揮人的主體作用來挖掘和認識。離開了人的主體性，自然的內在價值無法認識，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也無法形成。
一、人的主體性：生態倫理建構的邏輯起點
生態倫理作為調節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規范體系和價值準則，其形成和確立離不開人的主體性的生成。盡管主體性思想的萌發在啟蒙運動后的近代社會才初現端倪，但自人類社會產生時起，主體性就已經形成。主體性的形成源于人的存在結構和生存需求，并在勞動實踐中得到了強化和明確。人作為自然界物種進化的產物，生產力落后、生存資料短缺構成了人類社會最初的生存境遇，這種生存境遇使得人在存在結構上呈現出不足、匱乏因而需要攝取的特質和狀態。外在世界從未直接提供給人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料，為了生存，人必須去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即通過主體去生產和創造以維持生命的延續。這種為了滿足生存需求，積極認識和改造人之外的世界，以克服人在存在結構上的不足和匱乏的屬性，即為人的主體性。正是這種為了滿足生存需求，積極認識和改造世界的主體性，最終促成以價值關系為指向的倫理體系形成。因為在認識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必然產生人(主體)與對象之間的某種價值指向性聯系。如人與自然之間的價值聯系、人與人之間的價值聯系及人與群體(社會)之間的價值聯系，等等。這些價值指向性聯系經過人(主體)反復勞動實踐的積淀，最終形成以禁忌、習慣、風俗為形式的倫理關系，這些倫理關系告知人哪些應該做、哪些不應該做，只有遵守了這些應該或不應該的關系約定，才能獲得生存所需的條件，使得生命得以維持和延續。
在為了克服存在上的不足和匱乏而與外在世界打交道時所形成的眾多價值指向性聯系中，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系是最為基本的聯系。為了生命的延續，人必須與自然界進行物質交換而發生聯系，如狩獵、捕魚、采摘、種植等物質生產活動。然而，這些物質生產活動并不是脫離自然規律的抽象行為，物種的生長規律和時令的變化更替，都會影響和制約著物質生產活動的開展。因此，要想與自然界順利進行物質交換，源源不斷地獲得生命賴以維持的物質資料，人們需要發揮主體能動性，認識并遵守物質交換過程中自然界的變化節奏和運行規律。例如，在《管子•度地》中有對"時節的變化規律及根據時節變化規律適時安排勞作"的明確記載："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糾列之時也……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為之堤，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
往往而為界，可以毋敗……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郄，繕邊城，涂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唐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3]。而在《禮記•月令》中更有對"物質生產活動在不同時節中的禁忌"的詳細介紹。例如，在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麕毋卵"。在春季狩獵和捕魚時，要做到"犧牲勿用牝"(即不捕殺雌性動物，因為雌性動物需要繁衍和晡育幼崽)及"毋漉陂池"(即不用網捕魚,以保證一定數量魚群的存在))這樣，才能保證與人進行物質交換的物種生生不息的繁衍，人類也因此才能源源不斷地獲得生存所需的物質資料。在認識自然萬物的變化規律并依據規律開展勞動實踐的基礎上，最終形成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價值準則和倫理關系，即生態倫理。
由上不難看出，生態倫理的形成離不開因克服人在存在結構上的不足和匱乏而產生的主體性。人對自然的主體需求首先促成了人與自然之間自發性聯系的產生,如狩獵、捕魚、采摘等，這為人與自然之間倫理關系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與此同時，自然的存在樣態遵循自有的規律性，如動植物成長的周期性、時節變化下不同的自然狀態等，這需要人不斷去認識自然規律，并依據這些規律來調節生活和生產實踐，只有這樣才能源源不斷地獲得生存所需的物質資料。最后，基于自然規律基礎上的反復生活和生產實踐又進一步加深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使人對自然的態度、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上升到一種自覺狀態，最終內化為指導人行為的價值準則和倫理關系。不論是人對自然的主體需求，還是人對自然規律的自覺認識及人根據對自然規律的認識適時調整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無不是人的主體性的體現和延續。人的主體性不僅為人與自然之間倫理關系的產生提供可能性，更是人與自然之間倫理關系變化和發展的源泉和不竭動力。離開了人的主體性，不可能確定自然的價值，也無法形成以人與自然之間的價值關系為內容的生態倫理。因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無;'價值’(倫理關系)這個普遍概念就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
二、主體的異化：生態倫理建構的現實困境
源于人的主體性而產生的生態倫理，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因自然力的強大和主體的弱小，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人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及根據規律適時調節人的生產和生活的"天人合一"的價值層面。然而，現代文明社會中，人的主體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提高。主體(人)既打碎了封建特權的束縛又擺脫了宗教神學的禁錮。人們依據主體需求和理性分析開始精心設計無上帝和特權參與的世俗生活。在經濟領域，確立了以市場為杠桿、以資本邏輯為導向的經濟運行模式;在政治領域，民主和法治成為政治生活和公共行政的依據和主導;在文化領域，崇尚自由、凸顯個人幸福的個人主義文化成為社會的價值坐標。在主體性的推動下，人類社會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繁榮的現代文明階段。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啟蒙運動以后主體性高揚下的現代文明有詳細描述："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_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6]。人的主體性對現代文明的巨大作用，讓人產生了對"主體性"片面相信和依賴的單向度思維，出現了主體實體化的異化現象。人的主體性從原初認識事物規律并依照規律開展生產(生活)實踐的功能脫域為世界第一實體，成為一切事物的來源和依據。哈貝馬斯對此如斯論述："既然人和社會已不再被看作上帝的造物，而是人的主體(理)性的設計，自然這種合理性的根源也就出自人本身，出自人的主體(理)性。因此主體(理)性成了真理之源、價值之源，從而也就成了現代性的安身立命之地。
在"主體_實體"維度內，人完全依據主體的需求來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建構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準則。這種完全依據主體需求建構出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準則因主體的有限性而身陷囹圄。主體需求原本既包含物質需求又包含價值需求，相對應地產生出主體(人)的工具屬性和價值屬性。然而，有限的主體無法對情感、意義等價值世界達成一致意見，也很難制定出超越時空局限、放之四海皆準的統一價值標準。而作為第一實體的主體，又需要擔負起倫理謀劃和建構的依據，最終使得主體(人)的工具屬性單向度地成為倫理建構依據，因為工具屬性相對于價值屬性而言更容易把握，無需考慮紛繁的情感因素和價值關系，僅僅追求效用最大化。在工具主體的支配下，產生了片面追求物質利益、無視自然規律和價值的"唯我論"取向。在凸顯工具屬性的"唯我論"取向內，主體(人)是世界的中心，一切要以主體(人)為尺度，一切要從主體(人)的利益出發，自然僅僅是滿足主體(人)物質需求的客體。這種"唯我論"價值取向和私有制下的資本邏輯相結合，出現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過程中，將自然視為人的生存能攝物并極盡所能進行索取的極端功利行為。"行為只由追求功利的動機所驅使，為了達到自己需要的預期目的，行動者純粹從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慮，而漠視情感和價值屬性。"[8]主體實體化和工具化使得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由原初人依照自然規律來調節生產生活的"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模式徹底異化為效用最大化指引下的"人對自然濫用和主宰"的模式。
主體實體化范式下的"人對自然的濫用和主宰"的倫理關系，在現今中國社會也普遍存在。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國人的主體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和挖掘。主體(人)既打破了傳統社會中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束縛，又擺脫了計劃經濟時代被安排和等分配的生活狀態。人們開始按照主體的需求能動地設計生產和生活。然而主體的有限性(主體的工具化)使得依據主體設計的生產和生活陷入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人類中心主義困境中。自然成為主體(人)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客體，出現了人對自然毫無節制的支配行為。對自然無節制的支配讓中國社會陷入資源短缺與環境惡化并存的生態危機中，土地沙漠化、耕地面積縮小、水資源不足、能源短缺等已成為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瓶頸，而水污染、大氣污染等環境惡化問題更是讓社會發展陷入困境。我國已有400多個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其中近200個城市嚴重缺水。大量的工業和生活用水使得地下水開采過度，使得數百個湖泊消失，過半省份地表開始下沉，50多個城市地表下沉情況嚴重。全國約有2/3城市的地下水遭受污染，流經城市的河流中有95%以上受到嚴重污染'與此同時，光化學煙霧、灰霾已經成為空氣狀況的常態。據中國環境保護部2014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統計,在全國開展空氣質量新標準監測的161個城市中，僅有16個城市空氣質量年均值達標，達標率不足1/10,145個城市空氣質量超標。大城市尤其是資源型城市上空懸浮的固體顆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不但造成酸雨嚴重影響農業，而且直接威脅到人的身體健康。在對全國470個城市(區、縣)開展的降水監測中，酸雨城市比例為29.8%,酸雨頻率平均為17.4%。
三、實踐唯物史觀基礎上的主體間性：生態倫理建構的訴求和出路
主體實體化范式下產生的"人對自然濫用和主宰"的倫理關系及由此產生的生態危機已經讓人意識到："主體解放下的歷史充滿了一種統治的沖動，這不僅加大了人與宇宙(自然萬物)之間的鴻溝，而且加劇了有權與無權的分化。。[1()]面對主體實體化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西方社會開始了重新認識和評判"主體性"問題的"主體間性"轉向。"主體間性"思想反對主體性范式下的主客二分將人類社會引向以人為中心的唯我論困境，主張通過對話、商談和交流消除人與世界(自然)的對立和矛盾，實現人和世界(自然)交互共存的和諧關系。"主體間性"思想為克服主體實體化將人和世界引向唯我論式的獨白和自負狀態提供了全新的視閾和方法。然而，無論是胡塞爾從先驗的自我類比統覺(移情)出他人，以實現人與對象之間的先驗交互性(主體間性);海德格爾從"此在"(人)在生存中與"工件"(物)打交道而"指引"、"牽連"出整個世界出發，指出"此在"(人)與世界是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還是哈貝馬斯以語言為媒介，通過語言的交往來促進參與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理解、達成共識[11],都因沒能找到實現主體間共存的現實基礎而無法真正擺脫主體實體化帶來的唯我論困境。這種脫離了實踐基礎，試圖通過移情類比、語言對話等方式來建構人與世界(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倫理關系往往會陷入形而上的先驗自我的窠臼中，并不能夠很好地解決生態危機和生態倫理建構的現實困境。如圍繞全球生態安全問題的國際會議經常召開，但是這種依靠商談來試圖解決生態危機的方式效果甚微，參與商談的國家和地區間往往都有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先驗的自我價值),因而很難通過商談達成共識。
如何真正克服主體實體化的危機，建構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主體間性倫理關系，避免通過移情類比、語言對話等方式構建下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陷入先驗自我的窠臼?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史觀提供了解決問題的科學視角。在實踐唯物史觀維度內，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相對于人而言具有優先地位，人僅僅是自然界進化的產物，"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相對于人的優先性，為扭轉主體實體化范式下的"人對自然的濫用和主宰"的倫理關系提供了前提，有利于人重新認識和界定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
在肯定自然的優先地位基礎上，實踐唯物史觀進一步指明了人與自然之間有機聯系的基石——勞動實踐。勞動實踐不僅聯系著人與自然兩頭，形成"人一實踐一自然"共在的態勢，而且實踐的結果(如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會不斷反饋至人，使得人能逐步地認識和發覺自然的規律和價值，讓人明白自然并不是任人宰割的客體存在，而是與人共存的人的主體的延續，最終形成"人――實踐――自然"主體間性基礎上的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倫理關系。建立在實踐主體間性基礎上的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倫理關系，既克服了通過移情類比、語言對話等方式來建構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倫理關系的先驗不足，又有效避免了基于人的自然屬性和自然優先性視角基礎上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陷入無人參與的荒野自然觀的困惑中。恩格斯對此如是論述：隨著實踐的不斷開展，"人們一天天地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人們對自然界的習常過程所做的干預所引起的較近或較遠的后果，并越來越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因而也學會并有可能去調節人的生產生活行為所引起的較遠的自然后果。
盡管實踐唯物史觀基礎上形成的"人^踐――自然"主體間性，為"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生態倫理建構提供了方法依據，但實踐唯物史觀在解決生態危機、建構生態倫理問題上并不僅僅停留在方法分析和"人—實踐—*•自然"交互模型的主體間性建構上，它還從主體實體化思維范式下的人與自然之間已產生的矛盾出發，深層分析了矛盾產生的社會原因一私有生產方式。在私有生產方式的社會中，人們僅僅關注個人的短期利益，而不考慮人類社會長遠的整體利益。每個人都只從個人的實際利益出發來處理與外界的關系，人類社會異化為以利益為中心的單個個體的集合。如恩格斯指出："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生產方式(即私有生產方式一引者注),都僅僅以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用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時候才顯現出來的、通過逐漸的重復和積累才產生的效應的較遠的結果，則完全被忽視了。
這種私有生產方式發展到了以資本為中心的社會化大生產階段，產生了"不增長就死亡"的極致發展模式和支撐增長得以延續的"異化消費"，自然成為維持社會高度增長的工具，人對自然的濫用成為私有生產方式下的主要樣態。盡管不少的學者和環保人士呼吁要善待自然資源、改善生態環境，但只要私有生產方式存在，這種呼吁只能淹沒在"極致增長"和"異化消費"的洪流中。因此，要構建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生態倫理關系，除了克服人對自然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偏差(事實上，現今社會中，只要接受過相關教育的人，都能意識到自然對人的重要價值，都希望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存，但是生態危機卻日益加深),更迫切"需要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私有生產方式——引者注,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交互共存的消除私有生產方式的共產主義社會，為建構"人與自然之間和諧一體"的生態倫理提供社會基礎。
四、結語
資源短缺與環境惡化下的生態危機是現今中國社會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真實寫照。如何克服生態危機，構建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生態倫理?一方面，要改變主體實體化思維范式下的人類中心主義錯誤認識，加強對自然界變化規律的深入研究，積極探尋符合自然規律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主體間性轉變。另一方面，要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消除影響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私有生產方式。盡管"三大改造"后，我國進入了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社會，但是由于生產力落后，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短時間內還無法消除私有經濟和私有生產方式，還面臨著與國際資本主義社會長期共存的態勢。因此，經濟發展和人們的曰常生活仍受到資本邏輯的影響。資本邏輯下對增長的無限追逐及由此產生的過度消費，直接造成人及企業對自然資源的濫用。國家要從法律、制度等層面，加強對自然資源監管力度。同時，要不斷加強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用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武裝人民的頭腦，幫助物質生活不斷提高的人民逐步擺脫資本邏輯的控制，直至生產力極大提高，進入到完全消除私有生產方式，實現人與自然、社會交互共存的共產主義社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生態倫理關系的真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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