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作用

　　導語：語言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教學因而也就應該具有文化的性質。下面YJBYS小編講解文化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作用，歡迎參考!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千年的積淀讓中國文化廣博而深邃，從綿延的長城，到精致的四合院，從眼花繚亂的中國功夫，到龍飛鳳舞的中國書法，它它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內容。而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的提升，世界正在掀起一股“漢語熱”，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面對漢語熱，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對外漢語教學的問題，有人認為漢語教學就是簡單地教好漢語基本知識，譬如語音，文字，語法等一類的知識。如此一來，便將語言與文化剝離開來，無論對語言的教學還是文化的傳播與傳承都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語言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教學因而也就應該具有文化的性質。著名的語言學家薩丕爾曾指出：“語言背后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民族語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種基本形式，文化在表達方式和表達范圍上制約著語言，而語言也時時刻刻忠實地折射著文化的內涵。正如愛德華?薩丕爾在《語言》中所提出的那樣“語言是一種文化功能”“語言的內容，不用說是和文化有密切關系的，語言的詞匯多多少少忠實地反映出它所服務的文化。從這種意義上說，語言史和文化史沿著平衡的路線前進是完全正確的。”語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種載體，浸透了文化內涵。況且使用語言的人本身就是文化的創造者，因此可以說是文化的產物，自然不能擺脫文化的制約。所以在教學當中對語言進行文化診釋也就成為對外漢語教學義不容辭的任務。

　　文化依賴于語言，語言推動著文化的傳播。語言，它構成了人的最重要的文化環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因此，我們可以說：語言與文化由于它們之間相互制約，又互相依賴、互相推動發展的關系，如果脫離了“文化”概念，深入的語言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樣，文化的研究離開了語言，將會同樣產生理論上的缺憾。當近代傳統文化發生危機時，首當其沖的也正是封建文化載體之一的傳統小學，為“法先王之道”而識字通經的指導思想貫穿著近兩千年的漢語研究。這種濃厚的人文性正與中國人注重向內探求、注重認識自身、完善自身的內向型文化有牢不可分的關系。

　　語言具有系統性，通過語言分析文化現象，甚至比直接對各種文化現象進行分析更加方便，更加清晰。人是社會動物，也是文化動物，我們自身處在文化的包圍之中，早已習以為常。我們力圖對一切文化現象都能作出準確的分類和解釋，但并不能完全做到，而語言由于其結構的系統性，使人們不自覺地對世界萬物作出了分類和解釋，從而使一切文化現象從混沌變為有序。比如，從漢字本身就可以體現出其中濃濃的中華文化。特別是偏旁、部首，都會反映出一些古人對事物的聯系，我們現在通過學習漢語，學習漢字，就能反過來推知他們創造這種字、這種詞的時候的緣由了。例如飲食關系的字、詞通常都會有“饣”字旁，如“飲，，餿， 餑，餓，饈， 飯， 饞”。看到這些字，自然就會聯想到我國的飲食文化，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如果將這些字與古人創造文字時的文化結合在一起，不僅有利于傳播中國古老的文化，而且也有利于留學生更快、更好、更系統地掌握這些中國漢字。

　　在對外漢語的教學過程中，我們常常可以發現，有些語言點學生之所以搞不清楚其中的由來，正是因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語言的基礎是詞匯，核心是詞義，詞義與文化的.關系最真切，詞匯也就成為體現民族文化精神最明顯的語言結構形式，所以對詞匯結構的文化內涵發掘方面耗費的時間也多。例如，從詞匯內部結構本身看，漢語詞形、詞義的關系比西方表音文字要緊密，漢語詞匯中有的詞形直接表示詞義，包含著更豐富的漢民族文化內涵;從漢語詞義的引申與漢民族審美意識的角度，可以揭示詞匯意義與文化共同演變的事實。詞義的引申總是以聯想為其必要的心理基礎，文化傳統不同，認識活動中的聯想方式也就隨之而不同，民族語言中詞義引申的也不同，其詞義中包括的文化意義也不同。例如，中國飲食文化源遠流長，悠久，中國菜肴色香味俱全，烹飪技術十分發達，這從漢語詞匯當中已經反映出來了。單是做菜的動詞就有“煎”、“炒”、“炸”、“爆”、“熘”、“煸”、“烹”、“汆”等，分別表示在用油多少、火候的大小、燒菜的速度、作料和水的添加等方面的細微差別。

　　漢語中有許許多多飽含中華民族文化色彩的詞語。如漢語中的親屬稱謂詞。諸如“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伯伯、叔叔、舅舅”“姨、姑姑”等等十分具體的稱謂。這些稱謂折射出漢民族強調“長幼有序、嫡庶有別、長者為尊”的文化傳統，看重親屬關系的態度以及父權宗法制度和觀念在漢族社會長久存在的客觀現實。在這一套稱謂語中，真正與英語對應的只有六：即父親—father;母親—mother;兒子—son;女兒—daughter;丈夫—husband和妻子—wife。其余的則都不對應，如：哥哥、弟弟—brother;姐姐、妹妹—sister;伯伯、叔叔、舅舅—uncle;姨、姑姑—aunt。不同的民族語言在詞匯方面的差異是多方面的，如中國飯館菜單上的菜名，這些菜名一般難以翻譯。“東坡肉”一道菜，“肉”好翻譯，“東坡”難譯。我們只能告訴學生，那是“Braised Dongpo Pork”，若要把“東坡”一詞和它的典故也翻譯成英語，那就不是一兩句話說得清楚的了。再如太極拳、太極拳術語便不好解釋。什么是“雙峰灌耳”什么是“海底撈針”，我們當然可以把它們翻成“strike opponent’s ears with both fists”和“needle at sea bottom”。學生也能通過練習掌握，可譯文與原文比較，雖然表達直白淺顯，可原文韻味盡失，完全不能體現中國的文化內涵的博大精深。又如中國古代哲學：“陰”“陽”“仁”“義”“禮”“智”“信”。究其原因，就是因為這些詞語所表達的是中華民族文化中特有的事物與概念，要在別的民族語言中找到相應的語言表達形式,幾乎是不可能的。其他諸如表示中國古代典章制度的詞語、表示中華民族社會習俗的詞語等，也都與中華民族的社會文化背景直接相關。總之,詞語與社會文化有密切的關系，詞語反映了社會生活。在對外漢語教學中，要使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學生掌握漢語，僅在教學過程中教授詞匯的理性意義是不夠的。

　　呂必松先生也曾指出：“從語言學習和語言教學的角度研究語言，就必須研究語言與文化的關系，因為語言理解和語言使用都離不開一定的文化因素。”因此，在對外漢語教學中，除了要讓學生明確漢語的語音、詞匯、語法規則，使學習者在交際中的表達符合語言的各要素規則外，還應該幫助他們了解中國文化以及在這種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特定的行為方式和心理特征，讓他們說出來的話得體，能夠有效地傳遞信息。

　　文化影響著語言，語言教學勢必要體現文化傳播。要了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道德觀念、風俗習慣等，就必須通過學習這個國家人民使用的語言。對外漢語教學教授的是漢語言文字，即就是漢語言的語音、詞匯、語法、修辭及其具體的組織原則，語言有其自身的規律性，但毋庸置疑的是語言體現的是文化。兩種語言之間的文化差異是語言學習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對外漢語教學的各個階段，在教授語言知識、訓練語言技能的同時，也要對授滲透于漢語之中的文化特性進行詳細的探討。因此在對外漢語教學中，中國文化教育的貫穿始終是至關重要的。

　　對外漢語教學是一種跨文化傳播活動，經過多年的教學積累，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傳播已經經歷自發變為了自覺、無序到有序的蛻變。但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科技的日益進步，全球同一的腳步的加快，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全球文化間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也空前繁榮。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潛入時，應深刻認識到這一點，立足于我國五千年的優秀歷史和文化，放眼全球，依附中國文化，進行文化傳播。只有這樣漢語才能廣泛的傳播，中國古老的文化才能得以傳承與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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