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綜述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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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陳康榮.幼兒舞蹈訓練幼兒舞蹈創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xx.

論文綜述范文2

　　論文關鍵詞：文化傳播 傳播主體 媒介 傳播內容

　　論文摘要：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今，內地學界對“中國文化傳播史”研究歷經三十年，在傳統文化傳播的主體、媒介和內容三個方面已經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論建設和成果的實踐應用方面存在不足，未來仍具備較大的拓展空間。

　　“中國文化傳播史研究”是一個既古老又年輕的課題。盡管歷史學、社會學甚至文學研究者對于文化傳播的相關現象早已有所關注，但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西方傳播學被引內地以來，大陸學者才開始嘗試以傳播學的角度探討中國固有文化傳播的歷程，歷經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為這一課題開辟了新的天地。

　　作為傳播學研究的分支，文化傳播研究有自己的邊界。所謂“文化”，指的是以觀念形態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文明體系，即錢穆所謂:“文化”是關乎人類群體生活的精神層面，由群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的東西川。“傳播”則是傳播學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義，指的是信息經過社會信息系統運行而實現的交流及其影響。傳播學視域下的“文化傳播”研究把社會信息的傳遞視為文化保存、傳承、蛻變、增殖的過程，關注文化通過社會信息系統得以傳承的問題。事實上，“文化”與“傳播”關系密切，有文化則必有傳播，傳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條件，有傳播則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動，人類正是通過文化的代代相傳，構建自己賴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質世界，文化傳播是人類傳播活動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類型。

　　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完整的傳播活動需要五個基本要素:傳播者、受傳者、媒介、傳播內容和反饋，其中傳播者(主動進行信息傳遞的人)和受傳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傳播活動的主體，傳播媒介是承載信息的載體和渠道，傳播內容指的是傳播活動具體傳遞了什么性質的社會信息，它們涵蓋了傳播活動的基本方面，傳播學者在文化傳播史領域的研究也可以這三個維度來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對新時期以來大陸學者的研究情況作一總結，并例舉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傳播主體研究方面，大陸學者關注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較具特色的文化傳播活動，特別是活動者的身份、在何種傳播思想的指導下如何進行，造成何種社會影響，試圖以此另辟蹊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特點重新評估。

　　其中，文化傳播活動主體的社會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謂關注者眾，成果也較多，不乏有意義的創見。1988年出版的吳予敏的《無形的網絡一一從傳播學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一書堪稱內地最早從傳播學角度進行這一課題研究的嘗試之一。該書在運用西方傳播學理論分析中國傳統文化上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為古老的農業文明，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特有的社會組織如家族、鄉社、職業社團、信仰團體等等通過家教、社祭、鄉幫行會的活動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傳播和維系著傳統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與新聞傳播》成書時間亦較早，作者將目標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時的社會信息傳播分為官方、民間和士人三個層面，與它們密切相關的官方主導文化、大眾民間文化和士人經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傳播的秩序—中國人的智慧》05年出版，對中華文化獨有的精神內核與傳播方式進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總結傳統中國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設納言之官主管審查政令，三禮之官總掌祭祀，典樂之官主管全國教育學術文化，司徒之官負責敦風化俗協調人際關系，“四官”不但負責實際事務，同時都擔負著傳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領民眾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陸出版了數部中國傳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國傳播史》(先秦兩漢卷)及《中國傳播史論》、周月亮的《中國古代文化傳播史》王醒的《中國古代傳播史》、赫樸寧與陳路等合著的《中國傳播史論》，盡管在側重點上與前幾部專著不盡相同，但大多史論結合，不但向讀者介紹了不同歷史時期文化傳播的現象，還對它們進行了一定的總結。其中在關于傳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對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現象加以特別關注，例如李敬一特別指出，中國社會向來重史，史官制度完備，史官記事對于紀錄和傳承文化具有特別的意義;王醒亦提醒讀者，中國的郵驟官員及其系統自夏商周時代即已有之，作為官方所建立的社會信息系統一直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傳播者如何進行文化傳播活動由其傳播思想決定。就文化傳播而言，先秦階段的中國文化軸心時代輝煌燦爛，儒、道、法等諸家不但創立了諸多原創性的思想學派，亦注重強調以不同的方式把它們傳播出去，或游說或著書或官方化或轉向民間，于無形中開創了中國傳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討這一方面的文章數量較多，較早的如陳力丹的《子的傳播思想—讀吳予敏<無形的網絡一一從傳播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既是對前一時期吳予敏專著內容的回應，還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為己存在的社會毛序賦予了合理的靈魂，使強硬的權力關系轉化成自上而下合倫理順從，即倫理權力化，中國傳統社會以政治權力為核亡的結構由此而起。其它對諸子傳播觀的專門研究也比較多例如余曉莉認為不能簡單地把道家思想理解為“愚民”，道家之“無為”是針對需索無度的統治者提出的，事實上道易提倡“愛民治國”，也從未放棄以言載道的努力，只是他們弘調語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們非言傳播的重要性，謝清果則集中探討道家語言傳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張翅、劉亞玲仁川關于法家傳播思范的評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過角度有所不同，張翅總結更多地關注法家自身的特點，指出法家重視“法”的大力傳播和普及，而對其它文化傳播活動主張實行極端的控制政策，劉亞玲則認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傳播思想上卻有札似之處，比如都有明確的傳播目的及高明的傳播技巧。200年金冠軍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傳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傳播思想共三卷(現當代部分為一卷)體大慮周，以時代為背景勾畫出中國古代傳播思想發展的輪廓。

　　(二)傳播媒介研究方面，學界查考中國文化傳播活動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樣發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礎上總結其對傳統社會的影響。

　　據此，相關研究內容可以分為三個方面:1.關注承載文化信息的各種傳統符號形式:例如1990年沙蓮香主編的《傳播學一一以人為主體的圖像世界之謎》即以相當篇幅論及中國傳統的文字符號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如認為西方的字母文字純粹是聲音符號，而漢字取象為主、聲形相拼，乃是音義結合的符號，因此具有超強的保存與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幾千年來漢字一脈相承從未中絕，不論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國歷史悠久地域廣大但文化始終完整統一的局面。2.區分傳承傳統文化的各種物質載體: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孫旭培、王怡紅、閡大洪等在兩岸三地學者合作的《華夏傳播論》，中全面總結了從聲音到服飾、建筑等多種作為主要的傳統文化載體的物質形式，例如王怡紅指出中國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為專制權力象征為己任，扮演著傳播皇權至上意識形態觀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則可以視為倫理秩序觀念的具體表現。畢躍輝《論文獻載體對中國古代文化傳播的影響》以古代文獻為研究對象，指出文獻是傳播文化的重要載體，而以文獻的物質載體論中國古代常見的種類有甲骨、金石、簡犢、嫌帛和紙，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文化傳播的不同情況，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獻載體，簡犢的使用時間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紀，繳帛則為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5世紀，而紙張自公元1世紀至今仍是文獻保存和傳播的最佳介質。事實上作為最早使用紙質文獻的古老文明之一，紙質文獻對于中國社會意義重大，而中國古代的紙質文獻種類與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傳統媒介與典籍文化》以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義，并深人社會背景，考察不同時代和種類的典籍作為傳統文化的載體所造成的影響，亦有學者探討時事傳播的紙質載體一一邸報，較早的文章包括尹韻公的系列論文《南宋都城臨安的“賣朝報”與“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報與明代歷史》，徐楓的《宋代對出版傳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總結文化信息傳遞所依賴的媒介技術: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國傳播史論》辟專章探討活字印刷、蔡侯紙的發明在傳播技術史上的重要意義，并指出基于傳播技術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密切關系，紙和活字印刷技術的出現在世界傳播史上都是無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詳列從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歷史，特別是活字印刷在中國古代于畢異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術出現，指出活字印刷的意義在于信息的批量生產而這一點在中國古代已經部分做到，但由于社會條件所限中國古代的印刷事業一直停滯不前。

　　(三)內容研究以中國傳統文化不同領域傳播活動的內容為主，尤其是那些中國傳統社會中發展充分、獨具特色的領域，總體說來，內地學界對政治傳播、文學傳播等中國古代社會發展較為充分的領域著力較多。

　　中國古代政治傳播的研究自上個世紀即已經開始，直是傳播學界關注的熱點。吳子敏指出中國古代社會政治領域的傳播事關君主專制政體如何運作，其中內容不外乎君臨之術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認為封建社會高度集權的制度結構具有對于政治信息和社會輿論超強的控制能力。后來的研究者更進一步細化了對此課題的研究，例如黃鳴奮的《說服君主—中國古代的諷諫傳播》專門考察中國古代社會君臣之間的諷諫傳播，從諷諫傳播的主體、傳播手段、方式和內容進行了專門考證;陳謙的《傳播學視野中的中國古代政治—“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傳播觀為例》則認為在歷代王朝的政治實踐中，由于向來是政權興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嚴格控制信息傳播使得“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成為中國古代政治傳播觀的基本表述。李曉瑞的《政治謠諺:中國古代社會一種重要的輿論形態》則發掘了歷來多被視為民間文學的謠諺，指出政治謠諺具有嚴肅的政治內容，是民間心態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現，是古代社會一種重要的輿論形態。

　　在文學傳播的研究方面，雖然過去對某一種文學題材的流變史研究在古代文學的學科范圍內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況有所不同，相當一批具有文學學科背景的學者開始嘗試使用傳播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加人了傳播研究的領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學傳播學”王兆鵬06年發表的《中國古代文學傳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的六個層面》即已實踐了這種設想。目前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學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貴的(略論詩話傳詩中的“意見領袖”現象》提出在中國古代社會傳媒不發達的條件下，詩歌作品的流傳范圍有限，詩話作者作為評介者對于詩歌的品評往往就左右了人們對相關問題的看法;陳大康的《熊大木現象:古代通俗小說傳播模式及其意義》指出人們過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說的流傳中，書商所起到的主導作用;宋莉華的《插圖與明清小說的閱讀及傳播》明清小說評點的廣告意識及其傳播功能》認為古代小說特殊的包裝形式—插圖、評點，對于增加讀者興趣宣傳通俗小說有著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說與報刊業之關系探略》、劉永文(晚清報刊小說的傳播與發展》等則指出晚清大眾傳媒的出現才引發了近代文學在內容和形式上的轉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現當代文學中傳統文化的傳播與接受研究也漸漸多了起來，這種研究集中于傳統文化對于今人的影響，例如樊星的《在當代文學與古典文學之間探索》即試圖尋找當代中國作家身上的傳統文化之根。

　　總體而言，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文化傳播史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績，在一些基本問題上得到了共識，肯定了中國傳統文化有著自己的傳播模式和特點，并深深地影響了自古及今的中國社會。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一領域的研究畢竟剛剛起步，總體而言還存在著相當的不足。僅從學科發展的角度考量，中國文化傳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個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傳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但中國自古至今的文化傳播史料方面仍存在著相當多的空白點。盡管以往其它學科對縱向的千年文化傳承史和橫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碰撞)也有所關注，但是從傳播學角度進行“傳播”本體的考察，勢必產生新的發現。

　　2.理論建設:中國古代文化傳播的規律性總結仍然有待繼續，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模式的三種傳播結構”側，還是“政治的大一統格局下文化傳播的壟斷性、封閉性”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傳播制度、媒介、傳播方式和傳播觀念等等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探索剛剛起步。通過比較中國的文化傳播史與西方之異同，學界從中得到的理論成果必將對推進來自西方的傳播學本土化有所幫助。

　　3.實踐應用:探討過去是為了今天與未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中國正面臨著的全球化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新的文化沖突和競爭的時代，從中國悠久的文化傳播歷史中所總結的經驗定能促進人們對傳統的認識和反思，也應該能為我們今天的文化傳播事業提供特別的經驗和智慧。

論文綜述范文3

　　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中所剩的可以支持雙方論點的范疇已經寥寥無幾了，我們的研究已經走火入魔了。這里我并不否定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成果，而是強調刑法研究中，在引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時首先需要弄懂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實質。那么，為什么必然說和必然偶然說都能從馬克思哲學中找到所謂的根據而爭論不已呢?這主要是對其中的必然、偶然、原因、結果諸范疇的不同理解，結果是雙方各執一端。拿哲學上的論據來支持其觀點，實則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可雙方為什么又能自圓其說呢?偷換概念是雙方共同的弊端。故在用必然和偶然、原因和結果研究刑法因果關系時，前蘇聯已有學者指出：人的活動和它造成的結果，彼此間是處于必然聯系還是偶然聯系，對于刑法毫無意義。

　　以上分析僅是涉及我國刑法因果關系研究中必然說和必然偶然說的內部之爭，那么，因果關系是否僅為我國犯罪構成理論中的客觀方面的一個要素?實際上，必然說還是必然偶然說法是建立在其為客觀方面上的一個要素展開討論的，即我國學者提出的刑法因果關系客觀性問題。我認為，刑法因果關系的客觀性，無非是指，刑事案件發生了，犯罪行為與結果以及行為人對行為與結果的認識這些客觀事實，不以我們的主觀認識存在與否，都實際存在著。而這些參在的客觀事實，包括行為人行為時的行為狀態事實，與由這種心里狀態支配的行為與結果的關系的事實。這樣因果關系既是客觀方面的一個要素，又是行為人主觀方面所具有的認識因素。而必然說、必然偶然說之爭從這個角度看僅是因果關系在犯罪構成理論的客觀方面的爭論，把因果關系的客觀性等同于客觀方面的片面認識。而我們在研究因果關系時，應同時注意主觀方面的因素，即從主客觀相統一的角度來理解刑法上的因果關系。以往我們的研究，忽視了對行為人主觀方面因果關系認識的研究，按照以往研究的邏輯，客觀方面行為人的行為與結果之間的聯系確定之后，進一步查清主觀方面行為人的認識則是很容易的事，殊不知，某些案件在客觀方面的條件關系查清后，其主觀認識也具有重大意義。而我們的必然說、必然偶然說之爭在司法實踐中容易產生由因推果的思維傾向，最后導致因果關系判斷的畢其功于一役。

　　二、英美法系的雙層次原因學說

　　在英美國家中，刑法因果關系理論同作為民事侵權行為責任條件之一的因果關系理論，是一脈相承的，即把原因分為兩層：第一層是事實原因，第二層次是法律原因。事實原因類似于大陸法系條件說圈定的原因，由But for公式判斷，意指如果沒有被告的行為，就不會發生這一危害結果，則行為是結果發生的原因。但事實原因并非最終都能被認定為刑法原因，還需要運用一定的標準進行限制篩選，找出其中應當讓行為人對結果負責的行為，這就是所謂法律原因。不難發現，法律原因理論同相當因果關系說的宗旨想同，都是為了限定刑法上因果關系范圍。然而對于如何選擇法律原因，近因說、普通觀念說、政策說、預見說等各執己見，表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

　　我認為，近因所謂的最近，不必是時間或空間上的最近，而是一種因果關系的最近，其實質要求也就在于危害行為對于危害結果所起的作用不能過分微弱，應當是足以令行為人承擔責任的。本來因果關系問題應當是在責任之前考慮的問題，近因說卻把確定因果關系等同于追究刑事責任，而要回答為什么可以讓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時，又必然以因果關系的參在為前提，完全倒果為因。預見說的缺陷是考察因果關系以行為人主觀上對所發生的結果是否有認識或能認識來決定，正如有人批評《模范刑法典》因果關系條款是因果關系和主觀責任循環論證。而在判案實踐中，由于實用主義的影響，其具體判斷標準極富靈活性，隨著案情涉及的環境、當事人的特定狀況、時代背景不同和倫理價值觀念的變異，法官可能會對相同的事實得出不同的結論。以致有的人對于刑法中是否存在一個能夠用來解決所有因果關系問題的基本原則都產生了懷疑。

　　刑法因果關系歷來是刑法理論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一個新論迭出的問題，在我國刑法學的研究當中，歷史上就有偶然因果關系說與必然因果關系說之爭，現在又有高概率之說、條件說、事實因果關系與法律因果關系區分說之論，這些觀點的出現，表明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正在深化，為我們進一步研究開闊了視野，但同時又給了我們一種不是隔靴搔癢抓不到實處，就是只提出問題卻沒有說明如何解決問題的淺嘗轍止的感覺，刑法學作為一門應用科學和解釋學，其立論的出發點應該是解決實際問題，作為刑法學的重要課題刑法因果關系的研究，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是，從我國目前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來看，情況似乎并不如此。